章宪法

　　阮大铖能被东林人整进“逆案”，很重要的一条是阮曾对魏忠贤“叩马献策”，助纣为虐。

　　最早持此说的是魏大中，魏大中指控：“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

　　由魏大中又被后人采信的“叩马献策”说，目的旨在指证阮大铖投靠魏忠贤，实质性参与了天启四年陷害东林党人的活动，为魏忠贤绞灭东林党献计献策，充当马前卒。

　　这一说法究竟从何而来？阮大铖在弘光朝基本得势后，曾上过一封《孤忠被陷之由疏》，专门辩解此事：“铖与相国冯铨有文字交，归过涿州，一晤即行；而大中门客汪文言遂诬铖与铨以‘叩马献策’。夫铖与铨在涿州，忠贤在深宫近侍，其马安得而叩之？”阮大铖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推敲，就是“叩马献策”之说虽经魏大中提出，但他只是听汪文言所言。这于汪文言从何而知，则无从知晓。

　　如果只是听说，倒可理解。阮大铖真要在涿州“叩马献策”，情理上却难以置信。因为魏忠贤涿州进香时的权势排场，几乎等同皇帝出行，尚为一介小官的阮大铖，只能充当一名看客——杨涟所列魏忠贤罪状云：“忠贤进香涿州，铁骑之簇拥如云，蟒衣之趋随耀日，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认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故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如此森严景象，阮大铖此时身为一名东林党人，能与魏忠贤在野外燃秸相对做彻夜长谈，纯粹小说家戏说，根本不可能。

　　但东林一脉的传人长期坚持此说，是亟以为可信的至少顾炎武及文秉等。顾炎武驳斥阮大铖之说道：“叩马献策，原指逆贤进香涿州之日，非指深官近侍之日；大铖南归过涿州，正逆贤进香至涿州，万耳万目何可掩也！”文秉亦言：“大铖南归至涿州，适逆贤进香至涿，冯铨跪谒途次，万耳万目，胡可掩也！逆贤岂身不出宫禁，而以之辨叩马献策之为诬哉？”

　　顾炎武、文秉二人之言，说得颇有道理，且称是“万耳万目”可为证。但“万耳万目”证明了什么？依文秉之言之中，即“大铖南归至涿州，适逆贤进香至涿”， “冯铨跪谒途次”， “叩马献策”的只有冯铨一人。

　　“跪谒途次”究竟是一人还是二人？当时在魏忠贤手下内直房经管文书的太监刘若愚，他在《酌中志》中有明确记载，文秉的说法是正确的，即当时跪谒途次的确实只有冯铨一人，并无阮大铖在内。刘若愚并非魏党，且是当时随手所记的第一手资料，他也考虑不到日后会有什么干系，应该可信。况且以阮大铖身负江南第一才子之机敏，明明两人，偏说一人，哪也太过于弱智了！

　　即便上述诸人均不可信，那么阮大铖有没有可能在涿州面见魏忠贤，干出“叩马献策”之事呢？这倒有必要搞清当时的情境。

　　魏忠贤去涿州，为的是祭祀“元君”。“元君”即“碧霞元君”，《明史》赵参鲁传曰：“万历二年，慈圣太后立庙涿州，祀碧霞元君。”碧霞元君的圣诞，是四月十八日，祭祀活动集中在四月十六至十八这三天内。魏忠贤去涿州进香，时间必在四月一日至十八日之间无疑。准确地说，是在四月十六到十八日这三天间，魏忠贤活动于涿州一带。

　　按照魏大中自撰年谱所记，阮大铖已于二月十九日傅櫆上疏之前“辞朝”离京，与魏忠贤涿州进香时间相差两个多月。并且，阮大铖离京时，魏忠贤自己都不知道会在四月会去涿州进香。阮大铖回乡，涿州也仅一个途经地点，并无特别之处让阮大铖在此滞留两个多月。

　　钱秉镫曾言，阮大铖辞职回乡之时，“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钱秉镫与阮大铖是同乡与亲戚，他认为当时阮大铖与魏忠贤还攀不上关系。钱秉镫后来与阮大铖反目成仇，生死陌路，如果阮大铖确实与魏忠贤勾结甚密，钱秉镫绝不会有上述之言。

　　但倪文焕通魏确是事实。《明史》阉党列传记载，倪文焕通过崔呈秀的门径，攀上了魏忠贤。而崔呈秀通魏忠贤，已在天启四年九月之后。天启五年，倪文焕通过崔呈秀进入魏忠贤府。如果阮大铖真的通魏，应在天启五年，最早只会在天启四年底。那么，天启四年的二月到四月间，阮大铖根本还没找到魏忠贤的门。如果确有涿州“叩马献策”之事，又何有钱秉镫之说？

　　顾炎武与文秉等人，不察当时内廷惯例与民俗，未梳理通关节所需之门径，仅因阮大铖归家必路过涿州且与冯铨有过交往，而魏忠贤也去过涿州进香，便硬冯铨“跪谒途次”之“叩马献策”硬加到阮大铖身上，皆出于门户之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