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生
枞阳历史悠久,在中国多源一体的文明架构中,处于长江流域文明,是八百里皖江长廊中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长江以她博大情怀和汹涌澎湃的慷慨,造就了这里的美丽富饶,也使这块土地蕴藏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自明清以来,枞阳人才辈出,不时闪现着大儒巨擘孤独的身影,几乎拥有中国历史上各个学科的精英,浓缩了中国文化的全部记忆。
有人说: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以诗为经”的群体,诗是中华民族的魂魄,这个特点甚至还带来了整体缺少科学思维、实证意识的毛病。但方以智似乎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他毫无疑问是明末最重要的思想家、科学家。在个人才华遭遇时代的尴尬之后,他一改青春年少时的轻狂无忌,以“义随世变而改”的敏锐,较早接纳西方人文意识和科学思想,开始了对自然天地、生命宇宙的追问,这种“义随世变而改”的目光不仅具有现代性,而且具有世界性。与方以智同时代的左光斗,则以另一种风范展示了他的铮铮铁骨和超人的智慧。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农田水利专家,而且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名臣,在和阉党党魁魏忠贤集团展开的生死对决中,他以自己的血,换来人格和尊严,成就了枞阳人的文化气节,让天地为之动容。
这个时期枞阳还出现过两位重量级文学大师,一个是钱田间,一个是阮大铖。钱田间看透了官场黑暗,毅然辞官回乡以后很自我的活着,其间他创作的诗歌文章洒脱不羁,更接近草根文学,堪称明代诗歌的巅峰之作。中国文学研究界甚至这样评价他:李白堪称“诗仙”,杜甫堪称“诗圣”,那么钱田间当称“诗史”。如果说田间先生的诗词文章是田野放歌,那么阮大铖的诗歌、剧本就是悬崖上的独吟,文化人格与官场人格的抵牾,使他在人性的弱点面前输掉了自己,当一个人将心灵深处的某一块净土出让时,他同时也失去了可以骄傲的空白。可以说,正是阮大铖以一个大反派的身影出现在他的同乡之间,才反衬出方以智、左光斗、钱田间等等枞阳人的凛然气节。尽管他在好人里算个混蛋,但是,如果对他的一生进行公允的评判,他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却是同时代人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度。
或许正是因为前人不曾褪尽的光芒,使后世的枞阳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清初的中国文坛枞阳人集体闪亮登场,以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为旗帜的“桐城派”如井喷般暴发,此后足足统治中国文坛两百余年,弟子门生掌控大清朝纲,以至“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天下学子“人不必桐城,文章则不能外于桐城”,全中国的文人如果不出自桐城派,几乎就不能称作文人。
近现代的枞阳更是群星璀璨,令人目炫。教育家吴汝纶、陈澹然、美学大师朱光潜、哲学家方东美、世界著名计算机专家慈云桂、将军外交家黄镇等等,他们都曾站在某一个领域的最前沿,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这个民族产生过重大影响。
明清以来,产生自枞阳的天才、英豪数以千百计,其中不乏女性的亮丽身姿,比如才女方维仪、民主和妇女运动先驱吴芝瑛、侠女施剑翘、开我国女子新学先河的倪淑等等,她们有的以诗词见长,有的以书法绘画传世,有的以侠肝义胆扬名,每个人都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一次巨大的冲击和震撼。
这块神奇的土地把枞阳人孕育成优秀的时空实体,他们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置于脚下,在行走中洞察,在触摸中感悟,在跨越中思考,使枞阳具有了“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的文化血性,彰显着枞阳集体文化人格的魅力。
但是,文化既是一种精神价值,也是一种朝向文明的生活目标,它的真正意义是在流动的生态里走向未来。不管我们的先贤创造出多少美丽的篇章,为我们留下多少丰厚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不能在今天完成创新性的转型的话,“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就显然缺少葳蕤持久的生命力。
最近几年,枞阳经济飞速发展,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建设成效显著,越来越多的外来资本成为枞阳经济崛起的强劲支撑。也许,我们似乎觉得贫穷的阴影已经遥远了,模糊了,但是如果忽略文化建设,软实力打造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不能为外来资本提供优越的人文环境,把本土丰厚的文化和外来资本融为一体,让它根植于这块土地,我们仍然会落后,仍然会贫穷。
在文化观念越来越混乱的今天,我们太需要有一个准确的文化定位来凝聚枞阳人的精神,为我们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我们用这样一套丛书的形式来承担如此沉重的探索或许并不成功,但枞阳曾几度引领过一个时代,引领过整个中国,现在,枞阳用什么样的精神文化融入现代,走向世界,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必须做出回答。
稿件来源: 枞阳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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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蒋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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