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为什么四十四岁辞官？一个顶带五品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正值人生中年，又在参与《四库全书》编修这个巨大工程，可谓风光无限，他在编修中途以疾告退，而他去世时85岁，身体健康应该不是原因。退了后，钦加四品顶带外加二级。近来，国内也有学者对姚鼐为什么辞官进行探讨。形成的意见是：一、与纪昀观点不一致，纪昀主张秦汉学派，姚鼐倡导宋儒学派。二、姚鼐为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而致力于振兴桐城派文学，不与纪昀合流而拂袖而去。学派之争不是辞官理由，即使再大的矛盾上头还乾隆爷呢，振兴桐城文学不是理由，况且编纂《四库全书》任务之艰巨，这时中途辞官，不合常理，乾隆爷怎么就同意了？！这里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顺治五年1648年始，清朝各地方府学县学前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石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故叫做“卧碑”。卧碑镌刻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欲夺其族，先忘其史。清廷为了长治久安，雇用了纪昀等一批御用文人，组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中华传统文化侵噬，就是《四库全书》纂修，在纂修过程中，发生了所谓的秦汉与宋儒之争，并不是什么学术之争。在编修时，纪昀主张秦汉以前的史料不作改动，姚鼐主张唐宋以前的史料都不能改动。鲁迅先生说：“《四库全书》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这是为了一个政治需要，剔除对清廷不利文化因素，结果使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四库全书》里都改为：“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毛泽东熟读廿四史对《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辽史》等没作评注外，其余都下了评注，他也认为许多史料不是客观真实的。

　　先讲述一个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发生一件鲜为人知“舒黄文案”，事情是这样，说来也凑巧，有一个黄州书记员，在姚鼐手下工作，他在誊写苏轼贬齐安时，大概是爱乡情结，他看别人在篡改，他也在齐安前面加个黄州二字，舒州有齐安，黄州也有，而这个事情恰恰被姚鼐发现了。在编修时，先前有个规定凡涉及人物、山川、事件不予改动，随意改动的是要治罪的。这个书记员急了，找纪昀帮忙，本来纪、姚之间就有分歧，趟上这个事，纪昀觉得机会来，马上支持这个书记员的改动。于是舒、黄之争就开始了，争论越来越激烈。姚鼐以拜戴震为师名义，想得到他的支持，遭到戴震的婉言谢绝。这件事碰巧传到和珅耳里，并且有人说纪昀得了黄州这书记员的好处。和珅与纪昀以前就有矛盾，和珅觉得整纪昀的机会来了，于是把这件事上报给乾隆爷，乾隆说这事还了得，查！并派和珅去查，不知谁走漏了风声，纪昀连夜叫人把苏轼在舒州齐安都改成黄州，连苏辙的诗文涉及到舒州齐安的一起改成黄州，甚至连文中地点都进行了改动，并将原著全部烧毁。第二天，和珅带人去查，原著没啦，证据全毁，这事又报到乾隆那里，和珅是乾隆铁杆，纪昀目前正需要，眼看这件事不好办，纪昀见势说了一句：姚鼐把桐城的人文历史写得太多，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又勾起了乾隆对桐城人的往事回忆，桐城的左光斗、方以智、戴名世等都是不合清流的，就想拿姚鼐治罪，但理在姚鼐这边，乾隆是心知肚明的，况且，姚鼐在天下文人心目中影响非常大，乾隆正在左右为难时，姚鼐心里明白卷入这场政治斗争对于他来说风险系数极大，前面有戴名世的例子，他又想到《四库全书》在编修中，把有的史料改得面目全非，而他在这场政治图谋中，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又不想把自己名字留与后人诟病，所以就提出了以疾告退，这场“舒黄文案”就这样被压下去了。也许有人说你是在杜撰的，其实故事内容是我外祖母告诉我的，她是方氏后人，父亲方在朝是桐城讲学，祖父方茂岩是登仕郎，在桐城县当过师爷。白天给我讲的时候，还把门关上说道：“大路说话，草窝里藏人，小孩子不要这话在外乱说，说了要杀头的。”我那时小，什么也没在意，现在想起来，清朝的文字狱，是多么血腥。

　　为了防止《四库全书》修改内幕外泄，造成社会影响。“舒黄文案”发生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份，由于姚鼐知道《四库全书》内容太多，不能立刻把他放回，乾隆采取了怀柔政策，以让姚鼐养病为由，把他留在京师，还钦加四品官衔外加二级，派翁方纲等人相劝，目的是叫姚鼐不能把朝庭秘密暴露给天下人，直到十二月才允许姚鼐南归。翁方纲《送姚姬川郎中归桐城序》“窃见姬川之归，不难在读书，而难在取；不难在普述而难在往复辨正；不难在江海贡异之士造门请益，以难在得失毫厘，悉如姬川意所欲言。“(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二)从这段话里也可看出舒黄之争的端睨，江海，黄州古时为荆江之域，舒州古称淮海之域。

　　姚鼐在返程时，乾隆还一路安排人劝说，经过泰安时，朱孝纯是姚鼐的好友，也是一位劝说者。《登泰山记》“余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这篇千古名文里还隐藏一些秘密：“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姚鼐就暗地告诉人们，《四库全书》编修的内容，是自唐显庆以来东西都进行改动，他对这个事情感到孤掌难鸣的，这也是当时在写出这段文字的真实含义！所以，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夫士处世难矣！群所退而独进，其进罪也；群所进而独退，其退亦罪也。”

　　嘉庆三年姚鼐读《四库全书总目》时说：“其持论大不公平，鼐在京时，尚未见纪岚猖獗若此之甚。”我查一些宋代文献，苏轼受贬齐安时间有改动，到齐安时没有官职，《庚溪诗话》王党李定之徒，媒蘖浸润不止，遂坐诗文有讥讽，赴诏狱，欲置之死，赖上独庇之，得出，止置齐安。方其坐狱时，宰相有谮於上曰：“轼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虽有罪，不应至此。”(《庚溪诗话》宋*陈岩肖卷上)，这一段内容表明苏轼受罪时，不可能有官职的。他在齐安三年后，才升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根本没去过黄州，而连他的文章地名都改了，《快哉亭记》现在还可看到改动的痕迹，这是后话，李公择本是桐城人，结果改成江西人，旧《桐城县志》都不敢录入，还有王安石等等，都作了一些处理，甚至连许多地方志也被篡改。已故历史学家吴晗曾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余秋雨先生说过，黄州的山就那样山，水也就那样水，缘何有许多写齐安的诗词文章？这应该引起学术界重视！

　　再看姚鼐写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舒黄文案”大致经过。本来是祝寿的文章，写这些与祝寿无关内容，只不过是暗地告诉刘大櫆他在京城发生的事件，这段文字暗含几个信息：一是“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招来的祸；二是大致介绍黄州与舒州之争经过，本来黄州那里史传的人不多，而“山州”舒州的齐安，“浮屠”指浮山，人杰地灵，自梁陈以来人才辈出，有佛教的鼎盛时期，有天下文人雅集，现在全部被篡改了。有人说，为什么姚鼐不明写，在血雨腥风大清王朝，姚鼐敢吗？随时都有杀身之祸！姚鼐写过许多诗文，为枞阳县白湖乡李氏祠堂书写“龙山毓秀”、为枞阳县金社乡豸岭吴氏宗谱作序等等，为何连浮山片言只语都未提，这个中是有隐衷的。直到晚年，写了一首《怀叶书山庶予》“故乡东里隔齐安，马首才旋去不难。略似霸陵临渭上，瑟声清怨走邯郸。”这首诗吐露了齐安这个地名。

　　有人说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这是表面文章。真正原因如姚鼐所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在姚莹的《行状》中，曾明白地提及此中景况：“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馀力。先生往复辨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将归，大兴翁覃溪学士为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临行乞言，先生曰：诸君皆欲读人未见之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若干年后，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偶然提及，姚氏依然若有恨声，甚至大骂：“去秋始得《四库全书书目》一部，阅之，其持论大不公平。鼐在京时，尚未见纪晓岚猖獗如此之甚，今观此，则略无忌惮矣。岂不为世道忧邪？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捄其敝也”(《与胡雒君》卷三)，在姚鼐的晚年书信中，这几乎是其唯一的一次失态。可见其含冤之深，以及当时受到的精神打击有很大关系。只好寄予未来，捄其弊也。

　　由此看来，舒黄之争是姚鼐引退的导火线，而真正埋藏的是清廷利用纪昀这一帮文人在大肆篡改历史，以达到对汉人的长久统治。姚鼐在这场政治图谋中，只不过是不合清流的淘汰者。姚鼐的晚年，主要集中做了两件事，一是著书立说；二是培养人才。把当时清廷丑恶阴藏字里行间，让后人去解读。姚鼐的一生，像乾嘉时代学者所普遍选择的那样，前期志在兼济天下，退而独善其身，文章立著，以求立言于不朽。“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句话反映了二个问题，一是桐城的文章的确实令世人敬仰；二是招致一些文人对桐城文化产生忌妒，从而对其抑制与打击，旧桐城文化史反映是一部血泪史，也是满清政府对中华文化摧残的血泪史的缩影。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引起杀头之祸，到戴名世的南山案而含冤。如果左光斗、方以智、吴应箕等肯在文化上低头，如果戴名世、方苞、姚鼐等肯向清庭屈服，凭他们的才智是不愁高官厚禄。这也正是他们的气节所在，感召了国人，“文章之府，气节之乡”盛名天下。“舒黄文案”这个案子可以反映出清朝文字狱的冰山一角！也致使旧《桐城县志》对明朝以前记历史载几乎成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