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友

　　白荡小学，在白荡小街出街口的北头，坐落在田园的一处高地上。是一所由四合院构成的小学，红瓦平房打钟上课，很简单的那种。

　　它也是从有白荡大闸以后，才有的学校。1955年开始选址建校，1956年竣工交付使用。当时是不叫“白荡小学”的，是以当地的一位新四军烈士——钱庭主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庭主小学”。

　　在文革中，到1971年却将小学六年制改成了五年制，又鼓励各地小学办“戴帽子”初中。“庭主小学”也就在这个时候办起了初中，同时也将校名改成了“白荡初级中学”，在配合着当时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到1975年，原破罡公社又升级为破罡区，下设三个乡，新开乡、松园乡和破罡乡。白荡隶属松园，“白荡初级中学”又再次改名为“松园初级中学”。

　　白荡小学，当时的校长是吴龙加(吴翠娥同学父亲)，教导主任是唐礼嘉(唐义梅同学叔父)。他二人都是本地人，参加工作时也正年轻。办学伊始，当然是要先组织生源的。于是学校新来的老师们，便在他二人的带队下，于1955年下半年，分别开始走乡串户地去做工作，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这动员来的孩子，先被安排在白荡小街后面，吴兰贵家上预习班。到1956年“庭主小学”房屋竣工后，又才正式上课。

　　这第一批学生中，主要是当时白荡小街的商业户人家的孩子。街上小孩不念书，在家里也没事做。有胡宪高、汪德旺、胡永友、胡昌文、胡益普、胡宪龙、胡明珠、龚有来、吴兰贵、吴立武、唐义平、唐德厚、唐礼伯、钱立甲、江玉梅和钱开兴，吴家珠庄的吴大伍子，还有一个大个子胡玉和，家在陡门口，路远上学经常迟到。

　　可是，由于是新办学校，那念书的气候在当地又还没有形成。学校在头几年里，只能采取“复式班”的模式来进行教学，就是让一年级和三年级在一个班，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一个班，由老师分开上课。这样下来，也就如同农民种地再“套种”一样，一直在调整中搭配着。我大哥就是其中念完六年级，在“复式班”毕业的。

　　那时人家小孩念书，又不像现在的家庭这么重视，在当头等大事去做。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又巴不得将来能出人头地，儿子孙子种子的事都想到了。那时家长们对这事思想认识模糊，只是在想让小孩念完“高小”后，认为孩子能识得几个字，将来保保自己也就可以了。都还在遵循着老传统，然后拜师去学个手艺才是正经。

　　我大哥胡宪高和同学汪德旺，是从一年级开始到六年级，一个当学习委员、一个当班主席上来的。真是可惜了好成绩，他们当中只有钱开兴后来念完了高中。不过这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那一届同学，后来都成了白荡小街上的“成功人士”。特别是那个大个子胡玉和，后来搞大船。改革开放后敢想敢干，走南闯北跑码头，又最先成了当地的“风云人物”。

　　现在我大哥老爱回忆，常说起他当年去石矶头“永登中学考场”，参加高小毕业考试的趣事。那会也知道自己毕业后，就不再念书了。参加考试也只是走走过场，只是对自己有个交代而已。也考取了初中，又还留有遗憾，说是他在写作文时把作文写离题了。

　　试卷作文是《我和母校》，而老师在考前给他们练习的作文是《我的母校》。一字之差，选材又大有不同，丢了分数。事后好长一段时间里，心中又总是在后悔自己临场太紧张，没有把平时的成绩考出来。这也就应了那句话，风儿照样吹，花儿照样开，没有岁月可重来。

　　当时“庭主小学”的老师，在开学前是年年都要走乡串户，去动员人家送孩子上学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上小学时都还在进行着。就像现在有的大学教授年年在高考过后，回到家乡“卖面子”招揽生源，联系考生填报他所在大学的事差不多。可想而知，要想做好一件事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生源也是有的，主要是那时人们的生活习惯，一直在影响着孩子上学。又都是要养到八九岁，养硬质了才让念书的，报名就上一年级。也没有娇惯的事，孩子上学路再远，也都是一个人去。这也让那时的小孩学会了“路要自己走”，能遇到大同学就更好。

　　三两个人一路走在田埂上，倒是多了开心地交流说笑。没有“这也危险、那也不行”的嘱咐，也没有学校开家长会的事。放学时我们由低年级到高年级，天天排队高唱着歌曲出校门。走在回家的路上继续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印象里庭主小学的环境，那是个不加修饰的天然美，处在田园之中是那么的和谐。校园外又有林带刺槐和大叶柳在环卫着，格外显出了书院深深的样子来。

　　进学校大门，中轴线上有一个圆形的大花池。花池中间栽有一棵漂亮的桂花树，树的周围点缀着一圈月季和其它的花草。再往里走两边各有一个水泥砌成的乒乓球桌子，还有学校里自做的翘翘板、木马、木滑梯等，供小学生活动的简陋玩具。四方走廊前的滴水外沿，是四排相连的冬青树，修剪得整整齐齐，如同四堵相连的绿色矮围墙。

　　当然，校园内也还有其它的风景树，多是塔松和柏枝，在四季常青地装饰着校园。特别是那只音质优美的铜钟，真是悦耳动听。只要轻轻一打，那声音便从校园内悠扬地飘在了田园上。让人远远地听了，便从心底生出一种对文化的敬仰。

　　到我念书时，庭主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已经可以单开六个班了。每个班也能收到三四十人，不过女孩来念书的极少。那时的校长和教导主任，也和其他老师一样都是都要代课的。老师们也是六艺藏身，虽然勤勉，奈何那时已是在文革中，要紧跟形势，也就一切从简了，课程也明显减少了。学生主要是以政治学习为主，又都是学校自己“刻钢版油印”的书。

　　作业也少，一般都能在当天下午的自习课里完成。不过那时小学生从四年级开始，每天又另外还有一页小字、两页大字的毛笔字作业。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写字也就有了“童子功”，现在的钢笔字也都还能写得出手。

　　还记得我们在启蒙时，教汉语拼音的是一位叫查桂莲的老师(陈会中同学的大妈)，教得是特别的好。可惜我们都没有认真地去学，人小也一样，也只天天一心想着要完成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的任务，也就自然把好机会错过了。听不尽晚风拂柳笛声残，望不尽夕阳山外山。

　　后来风雨过后，已无所谓拥有。到了有手机使用时，当初又没有手写功能，要发信息只有靠“笔划和拼音”去打字完成。而我心里是到老，都还在羡慕那些会拼音的人。也到底才明白知识不在于有用没用，是只在于学得精与不精。

　　我是1973年在“白荡初中”毕业的，我们那一届初中同学只有33人，真是少得可怜。记得中途还有一位叫吴天初的同学，学习成绩是很好的，但因为家境实在是困难而没有再念，回家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去了。当时文革还没结束，学生毕业不用考试。我们在实行推荐制上高中，全班只有10个名额。

　　班会上学生面皮又软，都在老实地推荐着平时学习成绩好的人，到破罡公社“永登中学”去念书，我也被他们推荐在了10个名额之内。还记得班主任老师唐子旺，起身把我的名字写在了黑板上，排在第六位，也就如愿以偿地上了高中。

　　这样，时间到了2010年，根据枞阳县政府中小学规划调整方案，又将“松元初中”与“藕山中学”“新开初中”“破罡初中”，迁址到藕山镇的红杨树合并成了现在的“藕山初中”。至此“松元初中”，也就又再还原成了“白荡小学”。

　　白荡小学，它虽然是一所平凡的小学，但它又是一所让白荡人引以为傲的小学。白荡能有今天的发展，与它启蒙了一代又一代白荡人是分不开的，它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母校。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我的启蒙老师唐礼嘉老先生也还健在，今年已是96岁的高龄了，依然耳聪目明。老先生一生教书育人，从来都没有波澜壮阔过。欣慰他老人家现在还能与老师娘在家里一块兴小菜，又还兴得一园好菜，一天到晚搞得很是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