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顺

　　“抱璧精舍”是李光炯先生的旧居名称，题名的匾额就悬挂在正堂中。李光炯(1870--1941)，名德膏，枞阳(旧属桐城)李家兰庄人，是晚清著名学者、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和躬行实践的教育家。他晚年于家乡临水筑室，修心养病，并潜心办学，指导教育。

　　“抱璧精舍”的四字匾额由方守敦先生书写。方守敦(1865-1939)，字槃君，近代极有声望的诗人、教育家、书法家，是桐城鲁谼方氏、后期桐城派大家、清末理学家方宗诚之子。方守敦的书法我亲见的不多，印象中有浮山金谷岩顶的“森壁争霞”四个巨擘楷书，再则是青山大石屋外壁上的“任重”两个隶书大字，为枞阳境内的名山胜境增添了光辉。方守敦先生在桐城学界的同辈中被公推为“乡长”，与李光炯先生不仅有同乡之谊，诗文唱和，而且志同道合，弱冠时共同追随乡贤吴汝纶先生，同往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共助吴氏创办桐城学堂。“抱璧精舍”的匾额由槃君先生题写，恰如诗文酬唱，很是惬心贵当。

　　己亥初夏，一个阴晦的下午，我与朋友结伴，专程寻访了位于枞阳城北连城湖畔的抱璧精舍。此前，我们还拜访了李光炯之墓及李光炯先生创办的“宏实学校”旧址。与前两次的寻访相比，这次长途跋涉、停留的时间最长，且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很有一种朝圣的仪式感。

　　李光炯晚年又名晦庐，因伤感国运家景皆不称心，人称晦翁，且以“晦庐”称指湖上草堂。是日，我们在晦庐前逡巡徘徊，细雨微澜，四望山雨欲来，感觉冥冥中有一种暗合。湖上草堂背依一座小山丘，面对一片叫“周家汊”的水域，与连城湖一埂之隔，间以沟渠通吐。遗憾的是，由于年久失修，加之几度经受洪水淹没，草堂已近颓圮，屋顶已片瓦无存，仅见裸露的残壁与数根梁木等，周遭杂树横柯，野草丛生，令人不禁唏嘘、心疼，又浮想联翩。

　　01

　　李光炯先生与光明甫、刘希平被誉为“安徽教育三杰”。现代政治活动家朱蕴山先生在《辛亥前后安徽的几个杰出人物》曾高度评价：“李光炯先生是躬行实践的教育家，他对于培养革命潜力、奖掖后进，是不遗余力的。”关于李光炯先生的事迹，朱光潜先生曾有专文记述，收入《朱光潜全集》和《晦庐遗稿》。朱光潜平素反对传统文人以文字为应酬工具，因此极少写作寿序、墓志铭之类，但他还是破例作了《李光炯先生传》，以详细、客观的文字展现了李光炯先生伟大光辉的一生，洋溢着诚挚的乡情，又不无惺惺相惜的情愫。

　　桐城自古文风炽盛，重教兴学之风浓郁，从教成为一种带有地方性的职业习惯。一些读书人应试不中，不能做官，便去教书。在家乡教，在外地教，甚至在京城教。还有一些由科举入仕的京官，在服官期间，也常常抽时间去教书，甚至出京谋馆，作书院山长。前者将教书作为安身立命的出路，或作为随时应试进阶的跳板；后者则视教育为“兼济天下”、明理传道与实现自我的重要手段，如吴汝纶等。

　　李光炯先生对教育的执着与热忱主要深受同乡吴汝纶先生的影响。吴汝纶，字挚甫，道光二十年(1840)生于桐城南乡(今枞阳县会宫镇老桥村)耕读世家，同治四年(1865年)中第八名进士，授内阁中书。他先后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十多年，在深州、冀州任上，锐意兴学，为两地文教事业做出卓著的成绩，誉满京华。光绪十四年(1888年)，吴汝纶辞去冀州知州，接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致力于书院的改革，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不计其数，包括很多桐城后学，多受过教益。

　　李光炯是吴汝纶先生的仰慕者，他出生于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云村生前就任教谕之职)，他以家学渊源，慧敏好学，青年时即以文章名噪乡里，20岁左右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旋中光绪丁酉科举人。当听闻同乡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时，他毅然放弃科举，负笈北上受教，深得吴汝纶器重，颇得真传。其时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强盛，随着清政府“戊戌变法”各项新政的次第举办，学习日本的教育政策大大推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当吴汝纶奏请赴日考察教育时，同往的一批学子中就包括李光炯、方磐君和房秩五等人。经此考察，他们形成共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是由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教育，必须借鉴于日本乃至西方列国。李光炯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形成了“取欧美富强之具，以异国长技，教育学子，谋求实现新学变法图强之政治思想” 。考察日本归国后，吴汝纶因时事变化没有立即北上复命，而是回归故里，借安庆巡抚衙门南院，筹建桐城学堂，即今桐城中学之前身，自认堂长。李光炯对吴汝纶先生的教育救国思想深为推崇，与方守敦等协助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某不能久于故乡，光炯自可相助”，1903年春，吴汝纶遽然去世，李光炯接任桐城学堂第二任校长，与桐城绅士阮强、姚永慨、马其昶等继续倾心办学。他曾对友人说：“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局部改良，搔不着痒处。于国无补，于民无益。必须推广教育，培养革命人才，积蓄力量，根除帝制，一鼓垂成。”桐城学堂开风气之先，成为皖江地区最早创办的新式学校的楷模。

　　1903年1月，李光炯应赵尔巽之约，赴任湖南高等学堂历史教习。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又名次山，又号旡[ jì]补，清末汉军正蓝旗人。这位东北(出生于奉天铁岭，祖籍山东蓬莱)汉子，在清末的官场上属于洋务派能员干将，早年曾出任过安徽按察使，与吴汝纶、李光炯相识，颇为敬仰两人学识。赵尔巽由山西布政使调充湖南巡抚，下车伊始，便把创办新式教育作为“新政”的第一急务，并广罗各方面的人才，因此约请李光炯赴湘。

　　李光炯旅湘期间，结识同乡卢仲农(无为人)，两人志趣相投，于1904年2月创办安徽旅湘公学堂。是年秋，李光炯便将旅湘公学堂迁回芜湖，并改名安徽公学(1912年7月，再改名为“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1905年，安徽公学增设速成师范学校，李光炯邀同乡房秩五先生自日本回国主持。为办好公学，该校经费来源除酌收学费外，均由李光炯精心筹划，四处奔走，募捐而来，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多方延揽名师来校任教或讲学。1908年，迫于清廷对革命势力的打压，李光炯应云贵总督李经羲聘请，离开芜湖，远赴云南主持教育。李经羲系李鸿章之侄，在新政上不乏亮点。在李经羲充分放手之下，李光炯在云南大力实施实业教育，设立矿校、全省男女学校一律增开蚕桑课、兴办师范学校、选拔贤能教师留学深造，其举措使云南教育面貌为之一新。

　　1919年，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李光炯认识到生产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与朱蕴山、光明甫、卢仲农等人在芜湖东门外创办私立芜湖职业学校，内设染织、机械各科，以造就生产建设之人才。

　　02

　　李光炯是新型教育的实践者，更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之一。“当时(安徽--引者加)的文化运动有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股是以李光炯为代表的反清、反北洋系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人士。 ”朱蕴山在《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文中阐述道。

　　在湖南任高等学堂历史教习期间，李光炯积极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因结识同乡卢仲农，两人意气相投，共同自筹资金创办了“安徽旅湘公学”，目的就是为革命培育英才，以推翻满清政府。此时，革命志士多聚集长沙，声势颇大。李光炯一方面接纳安徽在湘弟子受教，另一方面聘请革命党人黄兴、赵声、张继等人任教，并暗中支持他们从事革命活动。在籍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以黄兴、张继、周震麟、刘揆一等结党谋逆，密奏清廷。清廷诏谕湖南巡抚赵尔巽捉拿党人归案。李光炯闻讯后，挺身而出，以全家性命为质，仗义抗辩。赵尔巽素来敬慕李光炯，遂使搜捕令缓缓而下。革命党人得以从容销毁证据，黄兴等百余人始免于难。此事发生后，旅湘公学在长沙难以立足，李光炯为了推动安徽革命、促进安徽教育，于次年将校址迁到芜湖改名"安徽公学"。

　　安徽公学旧址

　　李光炯创建安徽公学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他将培养革命骨干作为办学宗旨，先后聘请了不少著名的革命志士来校任教或讲课，如陈独秀、陶成章、刘光汉、柏文蔚、苏曼殊、江彤侯、张伯纯、谢无量、周震麟、俞子夷、胡渭清等。其中有华兴会员，如苏曼殊、周震麟等；也有光复会员，如陶成章、刘光汉等。一时革命党人云集芜湖，他们以讲堂为阵地，公开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并指导学生阅读反清革命书刊。1905年冬，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的吴旸谷由日本返皖，带回同盟会规章、报刊和其他宣传品，在公学师生中传播后，校内革命情绪更加高涨。这种浓郁的革命气氛，吸引了不少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来校求学，其中常恒芳(藩侯)、孙万乘(品骖)、刘文典(叔雅)、金维系等人，后来成为安徽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因此安徽公学成为革命党人培育革命青年的摇篮。

　　“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早。”(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当时的安徽公学在李光炯的主持下，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革命活动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李光炯与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等人创办秘密组织“岳王会”。这一民主革命团体后接受中国同盟会的领导，始终坚持反清革命，秘密筹划军事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孙毓筠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和熊成基发动的马炮营起义等，都受此组织影响，再如黄花岗起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如宋玉琳等，都是岳王会中的主要骨干分子。二是将陈独秀、房秩五所办的《安徽俗话报》社由安庆迁往芜湖。该报宣传民主革命，抨击清政府，揭露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和安徽的侵略与掠夺，大大地激发了青年反帝反封建爱国思想。正是由于安徽公学高涨的革命热潮，引起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革命党人才被迫先后离开公学，李光炯自己也不得不到九华山避难。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芜湖的革命宣传热潮中落，但安徽公学培育的革命种子已经勃发，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已经扎根于江淮大地，革命的兴起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的了。

　　李光炯在云贵主持教育期间，除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还积极传播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军起，云南接竿响应，未经流血之惨而大功告成，先生实推之。”(吴应麟《李光炯先生事略》)辛亥革命结束后，应邓绳侯亲自延请，李光炯从贵州回皖，协助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他为解决安徽军政对立，实现安徽统一，运筹劈划、挺身抗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14年，袁世凯图谋称帝，妄图利用李光炯的清望，请他出任总统府内阁秘书长。李光炯洞悉袁世凯的野心，坚辞不就，屡拒之。据李光炯的胞侄李相圭回忆，有一天，一彪形大汉来到李兰庄小学，原来是袁世凯派来的人，他向李光炯呈上一个套红的大信封，并附有200大洋(路费)。李光炯将大洋原封不动地予以退回，次日即亲自撰写《讨袁世凯檄文》，约数十人署名，由安庆大德堂承印后发到省内外各地。他忠于民主共和，为此又避居于芜湖。除此以外，为了致力于教育事业，他不为名利所诱，多次拒绝高官厚禄，如安徽都督柏文蔚委任他当教育厅长，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委任他为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元老张继清请他赴京出任要职，均被他一一拒绝了。

　　李光炯凛然正气，以天下为己任，在多次运动中一马当先，不畏强权，为民请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安庆，李光炯(校长)率领第一师范师生率先响应，联合全市大中学校，举行示威游行、街头演讲等活动，并通电省内外学校一致行动，积极声援北京学生这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救亡运动。为安徽自五四运动以来各个民主运动夺取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21年6月，在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姜高琦被杀后，他作了善后处理，组织六·二惨案后援会，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取消对反对曹琨贿选总统运动的学生王步文和社会人士蔡晓舟等40多人的通缉令；恢复数百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同时，他还联合各地进步校长，组成“安徽教职员联合会”和“安徽教育会”，仍以“废督、裁兵、澄清选举”三大端为己任。他与安徽督军倪嗣冲、大总统曹琨及皖直两系军阀集团刀枪唇舌抗衡五年，先后驱走御用省长李兆珍、免去倪嗣冲督军和调走张文生督军，裁撤安徽新安武军，减少旧安武军。

　　值得一提的是，在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斗争中，李光炯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10月，北洋军阀政府任命许世英为安徽省长。贿选议员群集安庆，私自集会，合肥大地主唐理淮当场向拥护他的30人面许各赠狐裘一领，并被选为议长，管鹏为副议长。唐、管要求许世英表态，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在这紧急关头，李光炯率各界代表向许世英谏诤，誓死反对，并随身带着安眠药一瓶，如不达目的，即刻吞服。许世英也表示要私藏小刀一把，准备在万不得已时自杀。于是贿选派与反贿选派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各不相让，各自派人赴京津等地活动。当时光明甫正在北京奔走，听到上述情况后赋诗一首：“腊月朔风号，宜城杀气高。一瓶光炯药，三寸隽人刀。集会原乌合，收兵似鼠逃。狐裘三十领，买卖本同袍。”反对贿选斗争胜利后，李光炯又投入了“废督裁兵”运动。

　　在大革命时期，李光炯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十分关怀，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1926年春，安徽的国民党右派多次向军阀孙传芳密告国民党左派周新民“煽动赤化活动”，李光炯和一些教育界前辈一再联名去电掩护，使周新民幸免于难。同年冬，周新民、朱蕴山受安徽国民党左派党部委派陪同安徽宣抚使常恒芳从上海到安徽太湖，策动军队反正。他们后来因故由马当转到枞阳李光炯家中，受到热情接待。而安徽省军阀陈调元派的武装也跟踪到枞阳，包围了李家，要他交出常恒芳等。李光炯泰然自若，严词训斥了这伙暴徒。

　　李光炯爱憎分明，一以贯之地将“散播革命火种，培植革命力量”作为教育的育人宗旨。在他晚年创办的宏实学校，学生除了使用部厅颁课本，学校还为他们代订左联作品、刊物，另有“中学生”“新观察”“展望”等；每周有一节时事课，师生共同讨论；学校定期举办各种励志、爱国的演说比赛，校园以聂耳的革命歌曲为音乐主流；抗战时期，学生经常结合时事自编、自排、自演大小型话剧、歌剧节目，在街头、舞台献演，宣传救国。因此，很多从宏实毕业的学子都走上了革命岗位，成为革命骨干，其中革命烈士、军事干部不下百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宏实学校应抗战需求，改办为初级职业学校，生产棉衣、棉袜、毛巾、布匹等物资，接济我方战场。枞阳沦陷时，日军驻地距离宏实学校仅六七华里，因为学校墙壁上到处书写了大量的宣传励志的抗战标语口号，所以激起了一帮侵略者的怒火，便进行一番烧杀抢掠，使学校瞬间化为废墟。

　　03

　　大革命时期，因愤痛安徽革命领导层崩裂相残的局面，李光炯婉拒政府一切聘职，以身患疾病为由，返归枞阳静心疗养，意在潜心办学。他在湖光山色中选择一隅之所，是为了避离污浊、远离尘嚣，是为竭尽心力投入到乡村教育事业中去。

　　民国政府成立以后，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建立了一整套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制度，首次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平民教育思想和职业教育思想的精神。李光炯时刻关切国家的命运，洞悉社会所需，意识到教育的危机，明确教育的根本，关注乡村的发展。他是新型教育的实践者，更是职业教育、乡村平民教育的倡导者与示范者。事实上，他于1919年与阮仲勉、光明甫等人创办公立安徽职业学校，即是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1925年，李光炯与夫人在连城湖畔的周家汊结茅为庐，将湖上草堂取名“抱璧精舍”，即有为社稷苍生效劳矢志不移的决心以及“韬光养晦”普渡众生的情怀。早在民国元年，李光炯于家乡黄羮乡李兰庄创办了私立李氏小学；民国十年，又在李兰庄创办了私立普仁小学，后改为兰庄乡村师范。此次，即是在先前的办学基础上创建宏实小学。“宏实”取“君子慎其实”、“形大而声宏”之意，显示了李光炯先生远大志向与宏实的办学目标。抱璧精舍傍湖依山而建，绿树环合，可将潋滟湖光尽收眼帘。屋舍的后山上建有两座茅亭，左曰“听涛亭”，右曰“寂音亭”，中间以石廊相连。

　　李光炯创办宏实学校，是针对形势的发展需要，与陶行知“知行并重”的思想同出一撤。他以“坚持教育为农民开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为宗旨，期以教育为乡村培养建设人才，因此着力于乡村教育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与乡村师资建设。据亲历者回忆，宏实学校在长期的衍变中发展壮大。学校以“诚、毅、勤、朴”为校训，校徽为蓝白黄三色，用“宏实”二字组成镰刀、钉耙图案，取意劳工神圣。李光炯亲自撰写了校歌：“湖光山色如画兮，毓秀钟灵；吾党何幸来此兮，如坐春风……” 。学校建有两栋教学楼，房屋一百余间，设有大礼堂、办公室、自修室、图书馆、操场、教师宿舍、学生宿舍、膳厅等，并附设实习场所和各种民众教育机构。校园中多种植松柏花木，环境清雅宜人，后门的大操场，配有各种运动设施。这在当时的乡村僻壤算得上令人惊叹的奇迹。学校师资优良，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美术、音乐、生理卫生、手工劳作、体育，教学质量在当时的皖江地区首屈一指。学校注意践行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提倡从做中学，学生亲自劳作，在劳动过程中掌握些生产技能。学校的劳作课，会发给学生一些做手工劳动所需的材料，通过教师教、学生做，学生会学习到一些生活技艺，比如编制藤椅、手提箱等物品。

　　由于宏实学风优良，师资过硬，注重对学生的德行教育，学校名震于皖江流域，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从该校毕业而成为省内外名人的有张菊初、倪子鹏、李相勖、方浩、李承祜、朱泽甫、方述才、苏洪、殷涤非、李成泌、史迈(女)、殷森(女)等，而且革命烈士、军事干部不下百人，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时及随后，在李光炯振兴乡村教育实践的感召或直接影响下，安徽新式乡村私立学校似雨后春笋，如桐城的崇实学堂、寿州的蒙养学堂和芍西学堂，朱蕴山在六安创办的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柏文蔚在下枞阳创办的民生小学等。尤其是枞阳教育，经此惠风流播，百年兴替，如今渐成教育强县、“教育之城”，宏实学校果已“形大而声宏”，成为跨越时空的名校。

　　“李大胡子不做官，不爱财，一心办学校，为国育人才。”这是曾经流传在枞阳乡村的几句童谣。李光炯也曾对家人说：“我过去要做官的话顶子早红了，要钱的话也早已成为资本家了，我的志愿在教育事业——办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李相珏、张汝娴《李光炯先生的一生》)

　　04

　　李光炯出生于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活在旧时文风炽盛的桐城南乡。在他的身上熔铸了中国儒家“兼济天下”、心系社稷苍生的情怀，同时渗透了旧桐城文人的基因与风骨，始终怀抱救国救民之心。乡风与家学的濡染熏陶，晚清积贫积弱的国运民生的状况，促使他以兴学重教作为事功的立足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冲击，对传统教育利弊的自觉，促使他弃科举、求新学，废书院、办学堂，积极接纳西方新型教育，为之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想，尤其是晚清“义理经济合一”的理学思想的熏陶，坚定了他教育革新的决心。他倡导教育的“中西合璧”，主张以“异国长技”教育学生，始终走在兴学育才的热潮前列。他将培养人才作为救世之策及自己的使命，乃系念国运苍生，非为“稻粱谋”，这与旧时桐城文人有着迥然不同，真正实现了向新式知识分子的华丽转身。

　　在早年的北方学习期间，李光炯目睹清廷的腐败、时事的维艰、民生的凋敝，内心十分痛苦；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惨遭不幸，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独有哀鸿纷满眼，怅然悲愤浩难除。”他自号“晦翁”，即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志。桐城学堂创办之初，曾延请日本学者早川新次来担任教习。早川长于法学、经济两科，并擅于建筑绘图，任教期间，认真负责，勤勤恳恳，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早川临别回国前，学生们为表达敬爱怀念之情，纷纷赠以诗歌。李光炯作诗《早川新次君将归国，予先有湘省之行，临别索诗嘱赋兼呈方槃君暨学校诸友》：“桐城熊本几千里，挟策担书客鼎来。两海东西接文化，百年雷雨想人才。长风巨浪浑无际，白日浮云总未开。山泽深沉奇士在，乾坤潦倒腐儒哀。”诗中表达了对友人早川君不远千里漂洋过海传授先进文化的仰慕，表达了对“万马齐喑”腐儒横陈的旧中国的鞭挞与哀痛，并发出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决心！

　　由于这些信念与决心，李光炯先生为教育事业才做出了许多卓越的表现与成就。譬如，他不是凭一己之力自为普通塾师，而是以高屋建瓴的教育家身份规上办学；他创办的不是旧式书院、学塾，而是环境宽松、学术自由的新式学堂；他在教学内容上不拘泥于空疏的古文，而是强调“经世致用”、密切联系实际，具有大刀阔斧、高瞻远瞩的胆识。因此，他早期在办学中即以“散播革命火种，培植革命力量”作为育人的宗旨，在身边聚集了一支反封建、求民主的精英，为后来的革命运动积蓄了强大的力量。而在后期的办学中，他针对形势的发展需要，将视线投向农村，重视乡村教育、平民教育，重视乡村师资建设、职业教育，以“坚持教育为农民开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为宗旨，期以教育为乡村培养建设人才。从最初在家乡创办了李氏小学，到兰庄普仁小学，再改办兰庄乡村师范，然后集毕生精力创办宏实小学，以及战时改办宏实初级职业学校，李光炯开校风、学风之先，以高迈的家国情怀，筚路蓝缕，践行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在中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教师的遴选与培养等方面，思想见解独特，对安徽近代教育体系的确立与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教育革新思想与创新实践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有着一定的启发性，尤其是为社会转型发展培养应用性人才的职业教育观，值得借鉴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