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彬，原名黄桂元，又名黄静寰，1912年出生于枞阳县横埠镇黄山村双井边。父母都是普普通通、勤劳实干的农民，因自己及祖辈都不识字，吃尽了苦头，受尽豪绅富商的欺压和讹诈，当长子黄镇(乳名百知，又名佩寰，学名士元)一到读书求学的年龄时，黄彬父母便将他送入学堂读书，意欲将来支撑家庭门户。等黄彬也到读书年龄时，父亲却要他放牛，黄彬说哥哥读书，我也要读书，且摆出一副不读书就不罢休的势头。父亲无奈，在黄彬10岁时，才将他送进本村塾师家读私塾。

　　进入学堂，黄彬的倔强劲又上来了。在几十人的私塾里，他识字第一，背书第一，塾师出对子，他也是第一个抢答对出。在三年的私塾启蒙学习中，他顺利地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声律启蒙》《唐诗三百首》等幼儿启蒙书籍。黄彬在接受完私塾教育后，进入家乡进步知识分章子佩在海声庵开设的经学塾馆就读。

　　章子佩在家乡设馆教学，以教学“四书五经”为名，实则传授新文化，引导学生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衷心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军阀横征暴敛、残酷统治极为不满，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之语激励学子，黄彬受其影响极大。在他的教育引导下，黄彬学业渐精，思想认识渐有提高，深得先生垂爱。

　　1929年春，黄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浮山中学读书。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已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城市的共产党员纷纷转入农村进行革命活动。由于浮山中学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势力不易触及，于是，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及民主人士常聚集在浮山中学，既避开了国民党政府肆意侵扰，又协助了房秩五先生办学。章逐明、陈雪吾等一批共产党员以教师、职员、学生身份为掩护在桐城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浮山中学几乎成了桐城、庐江两县乃至皖中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活动的中心。黄彬如鱼得水，自觉地接受党的教育，从学校生活中寻求真理，在社会的黑暗中追求光明。积极参加进步青年学生的各项活动，且表现突出，次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他的哥哥黄镇在浮山中学任美术教员，黄彬在黄镇的直接影响和指导下，进步更快，意志更坚定，行动更勇敢。党组织安排的各项活动和发起的学生运动，黄彬都积极参与，勇往直前。

　　1929年10月，中共桐城县委在浮山的岩洞里举办多次农会会员训练班，黄彬每次都参加，从未缺席。在桐城县委的领导下，黄彬深入村庄到农民夜校讲课，编写革命歌曲、戏曲，踊跃参加五一游行示威，张贴悬挂标语。参与组织浮山进步学生揭露学校当局与国民党政府狼狈为奸，贪污克扣教育经费，盘剥学生伙食费，戳穿校长黄某某封建卫道士的假面具，遭到国民党军警和校长宗族势力的联合围攻和镇压，黄彬在浮山中学学生运动中成为中流砥柱，同学们称他是“急先锋”。由于在浮山中学的数次学生运动中，黄彬都冲锋在前，敢于担当，学校于1931年春将他开除。黄彬不得不返回家乡——黄家山。

　　回到家乡后，黄彬没有泄气，更没有停止战斗，而是积极地投入到农民运动之中。他与周邦彦、周南等在黄家山、周家潭一带开展农运工作。他走村入户，与贫苦农民交朋友，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教育他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道理。1931年夏，桐庐地区洪水肆虐，受灾严重，桐城东部水乡及起潮边村庄更是颗粒无收。黄彬根据贫苦农民提出的“荒年不交租、不还债”乡俗，发动群众向富户借钱借粮。由于众怒难犯，富户商贾不得不作出了让步，贫苦农民顺利渡过了难关。

　　1932年立夏节，黄彬组织了吴桥、周潭、虾溪、施湾、横溪涧5个农会的近千名农会会员，以周家潭为中心，开展示威暴动。他带领农会会员张贴标语，手持红旗，抡起锄头、扁担等农具，高呼“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翻身”和“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战斗口号，有序涌进周氏宗祠，吓得几个周氏绅董们从后门溜走，现场拿到了他们企图侵吞大笔救济粮款的分赃记录和账本，获得了游行示威胜利。这次游行示威，大灭了地主老爷们的威风，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黄彬在其中发挥骨干作用，也充分显示出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能。

　　七七事变爆发后，黄彬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队伍，走上抗日救亡的最前线。

　　1937年10月，黄彬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后经长途跋涉，历经艰难险阻，抵达延安，同年底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次年抗大毕业，被派到新四军四支队工作。不久，鄂皖边区党委刘顺元又派他回桐城发展抗日武装。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是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时期。当时，桐东地区有几股国民党团防武装及汤沟商团武装。黄彬回到桐城后，在国民党桐城县长罗成钧的支持下，成立了桐城东路抗日指挥部。指挥部设在黄家山的黄家祠堂，黄彬任指挥官，统一指挥桐城东乡的章淦、丁爽飞、周淮彬等团防武装。东路抗日指挥部名义上接受国民党桐城县的领导，实际上指挥部里的主要人员都是共产党员，为我党所控制。指挥部虽然成立了，但章、丁、周等人对指挥部阳奉阴违、各怀鬼胎，谁也不愿和日军直接作战消耗自己的实力。黄彬赴任后，一直在思考，靠这些人真正抗日是很难的，必须有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真正掌握了枪杆子，才能真正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他和同志们经过努力，不过月余，就成立了一支40余人的游击队伍，共产党员周复安任队长。这支队伍不到半年，发展成为五六百人的抗日武装。黄彬亲自率领游击队，不时袭扰驻守在老洲、老湾、汤沟的日军据点。

　　1939年3月，驻守在汤沟的日军为报复抗日武装，进攻桐城东路抗日指挥部驻地黄家祠堂。章淦率领的团防士兵明打暗逃，而游击队员在黄彬的组织指挥下，巧妙周旋，英勇还击，取得了胜利。此后，黄彬又率领游击队协助桐城学兵队捕杀了桐东大地主周松如，解决了周淮彬和汤沟商团的武装，得长短枪百余支，轻机枪1挺。同年4月，黄彬撤销了桐城东路抗日指挥部，在原来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桐城第二游击大队。下设4个中队，自己任大队长，其主力队伍都是共产党员任中队长，大部分兵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大队成立后，黄彬立即率队开展游击歼敌活动，于当年5月，夜袭汤沟河南小街，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人。8月，偷袭老洲头的日军炮楼，全歼日伪军。此后，这一带日伪军只好龟缩在炮楼里，并将老湾据点里的日军撤离到了老洲，留下几个看守的伪军，再也不敢轻易出来骚扰百姓了。黄彬痛击日伪军的事迹在百姓中口口相传，人们称他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飞将军”。

　　黄彬不仅在军事上狠狠地抗击日军，而且重视政治攻势，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青抗会、农抗会、儿童团等抗日救亡团体，设岗查哨，截获日本鬼子的物资，收集敌伪情报，铲除汉奸，在桐城东乡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热潮。

　　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倾向抗日的国民党桐城县党部书记徐伊复和县长罗成钧均被撤换，桐城地区的抗日局面遭到破坏。随后，新的国民党桐城县政府改组桐城第二游击大队，免除黄彬大队长职务，并试图迫害游击队内的共产党员。危急形势下，黄彬断然率领游击大队200余人，离开桐城，东进无为。到达无为后，他们被编入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独立营，神出鬼没地活动在敌、伪、顽夹缝中的桐东三公山地区，打击敌人，发展巩固自己。

　　1941年2月，日伪又大举进攻桐东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沦陷。为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坚守根据地的指示，奉新四军七师之命，同年6月，已担任七师五十五团副团长的黄彬，与团长谢忠良、政委黄火星率全团500余人挺进三公山，恢复桐东抗日根据地。6月底，国民党保安团章淦大队500余人尾随黄彬部队，黄彬一让再让，并派人告诫章淦，不要干兄弟相残杀，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章淦不听劝告，还以为新四军软弱无能，决心不战不休，一心要拿黄彬的人头去邀功请赏。黄彬忍无可忍，行到庐江县砖桥、刘家墩一带，双方都摆开了阵势，准备决一死战。黄彬选择一处有利地形设伏，让章淦大队长驱直入。第一次伏击战，就歼敌近百人，缴枪近百支。章淦不甘心吃亏，又调来江子龙部参战。新四军领导获悉后，派林维先率部迅速赶来增援，双方各投入兵力千余人。经两昼夜鏖战，顽敌大败，章淦被击毙，新四军大获全胜。“飞将军”神威再现。砖桥之战后，黄彬部愈战愈勇，先后转战于巢湖之滨、长江北岸，东到和县、含山，西到桐城、庐江，大小战斗几十次，打得敌人胆战心惊，谈“黄”色变。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曾引用唐诗称赞黄彬“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1942年春，黄彬率部到长江南岸的铜陵、繁昌地区执行任务，在返回北岸夜渡至无为县土桥附近的江面时，遭遇日军炮艇伏击，黄彬率部奋勇还击，但所乘木船被敌击沉。黄彬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0岁。

　　黄彬的一生是短暂的，更是光荣的。他那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他那为中华民族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赤子之心，他那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共产主义信念，他那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将如日月经天，万古长青。（章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