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委员,是村人对他的尊称。他是土改时的基层干部,大队党支部委员。退下来后，人们仍喊他老委员。“文革”期间,我回乡务农,大队抽我们几个知识青年搞调查,才与他有所接触。他称我们是“代笔组”，这还是土改时的用语。使人感到多少有点轻视。我们本来就是“临时工”，也不能计较什么。他家住在大队的北边章院队，与我家所在村庄有三里地，我早识其人其名。其实，他对读书人是很看重的，自己也有读书人的那种儒雅。

　　1969年，我已在大队小学任民师。大约四五月间，一天我从枞阳乘小轮经桂坝回家，在船上与他不期而遇。我估计老人此时已近六十岁，但精神精力尚好，头发还不见怎么白，圆圆脸盘，眼神始终给人一种慈祥和善的感觉。因为我早晨只吃了一碗稀饭，下船时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患上低血糖，病根难除，一饿就冷汗直冒，浑身乏力。路上，他见我头上出汗，脚步迟缓，就问：“你饿了吧？”我点点头。他说：“再坚持一下，我们到汤沟吃饭。”我心想，囊空如洗，仅有的二角钱买了船票，有钱早就买吃的了。好不容易到了汤沟街，他带我进了街边卖小刀面的餐馆，一下要了两碗面，而他自己却不吃，说是早晨吃得很饱。当时一碗面两角钱，他一快付了账。原来他早就知道我囊空如洗，经历过世事风霜的老人，果然都是人精，此时我才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沦落到乞食于人。我却连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出，自悲却清高，这是读书人常有的穷酸。

　　几年后，我已到县城工作。一天，我与老委员在街头相遇，问他为何不去我那里，他说来县里有点事，不想打扰你们。我带他去我房间，留他吃饭，不干;留他住我房间，也不干;问他有么事，看我能否帮上忙。他说，你刚参加工作，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管我，我吃住都很方便。后来我才知道，老人还是片长，主要协调三个生产队在大道圩的田地问题，他多次去枞阳是为大道圩找水电部门争取排灌设备。我感到很惭愧，一个有恩于我的人，就在我面前，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其实，老委员对处身困境的人的热心帮助，岂止我一人？多年以后，一位安庆下放学生告诉我，当年她与只有17岁的弟弟下放在老委员所在的章院生产队。她晚上与他老伴睡一张床，弟弟一个人住队屋，老委员一家对她姐弟俩多有照顾，使她们度过艰苦的几年。她招工后留在县城，并成了家。她一直不忘他们的恩情，后来，她因公下乡，还抽空去中院队看望老房东。此时，老委员已过世，老伴还在，已经80多岁了，丢点钱给老人，聊表寸心。说完这事，她已是泪眼婆娑了。

　　听她一说,我更是内疚。在老委员有生之年，我为何就不能想方设法以报答他的一饭之恩？

　　也许有人会说，区区几角钱的事，何必耿耿于怀？我认为，人处困境时，滴水之恩，也应涌泉相报，这是中华传统美德，这已不是区区几毛钱的小事，即便以十倍百倍之酬，也难报于万一。人生在世，少记仇，多报恩，社会才会美好。古人言：有仇不报非君子，有恩不报是小人。前半句值得商榷，后半句乃是箴言。由老委员我想到古往今来知恩图报的事，其中以李鸿章挽乳母最为有名：

　　一饭尚酬恩，况褓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

　　千金难报德，论人情物理，也应泣血三年。

　　一位军机大臣，位居宰辅，对自己的褓姆尚怀如此深情，平凡如我辈，岂不汗颜！因此，这是我终生的心结，但老委员在世时从未与人言，也许这正是老委员所希望的，让我永远记住他，我又岂能忘记得了？老人大约在1980年以前去世的，享年65岁。 1988年，我曾以《八分钱与两碗面》为题，以亲历的两件事作对比，写了老人的恩惠，以缅怀池的为人，被《安庆日报》采用。我想，如果深入去采访老人周边的人，一定会有更多感人的故事，老人泉下有知，也定会宽慰的。

　　老委员就是老共产党员章元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