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荡商店，以前大门右边竖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白荡闸合作商店”。房子在白荡小街中段的东边，我们小孩当时又都在随着大人叫它为“老商店”。1956年“公私合营”合作化后不久，它便由两间土墼架桁条的草屋，改建成了一栋有两层楼的青砖大瓦房。

　　这是那时白荡小街上第一栋大楼房，那时没有水泥预制，楼板铺的还是木质楼板。五间头的房子，北头三间卖日杂小百货，南头两间卖山窑和豆制品等。当时的白荡商店，由日杂百货、山窑、水作坊和交易所组成。第一任经理是史国常，破罡老街人。据说“高、史”是一家，我们又都叫他为“高经理”。

　　当时白荡商店的人员有：史国常、闵邦义、闵邦富、杜开阳(三爷)、龚大爷、龚小爷、老唐爹爹、江运起(小聋子)、郭积德、老马、张部鳌、吴世杰、吴风才、胡将尧、胡世贤(大先生)、胡昌兴和胡掌印(老掌)，后来还有唐长垠、胡永友和钱立甲，经理是胡龙汝。他们又多是老破罡街上以前的生意人或后人，是1954年大水过后，来这边搭窝棚摆小摊的，到合作化时进店的。

　　白荡商店看样子和供销社差不多，其实经营是各有择重的。商店当时主要是以日杂和小百货为主，而大百货、布匹和农资又都是由供销社在“垄断”经营的。因而相对于供销社，商店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什么生活用品的纸张和日杂，针头线脑的小百货也就要齐全得多。又因为他们从前都是做生意的行家里手，业务也就在做得风生水起。给人的感觉又是要比供销社亲民得多，传承着经久不息的传统经商理念。

　　当时商店的采购员是吴风才，常年的在外地跑采购。这个人跑采购特别厉害，又使得商店的日杂和小百货，在那个货源紧俏岁月里常年的不断货。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种商业体制内的竞争，它又使得体制内的商家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格局，保持了商业营销的多元化发展。

　　也许是那时我家日子过得太穷，现在对商店的印象，就只留下吃的记忆了，也就是古巴糖和伊拉克枣子。

　　那伊拉克的枣子，有点像现在的糖压丝枣，商店里一年也偶尔到过几回货。只卖二毛八一斤。软糯可口，味甜清香，货到时我们小孩是不会放过的，买个半斤四两的吃吃解馋。据说这种枣树能长到35米多高，树叶有6米多长。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那吃过的枣核是粒粒都能落地生根发芽的。并且还能长出两条蒜叶状的叶片来，过后就不再生长了。大概是水土不服吧，我们小孩想自己种树吃枣的心思，也就只好作罢。

　　关于“古巴糖和伊拉克枣子”的事，其实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不但粮食紧缺，而且食糖也紧张。就只好与这些建交的国家，互惠贸易来解决国内的需求。后来国内食糖的产量得到了缓和，不需要再进口，这两样东西也就销声匿迹了。

　　负责窑货店的是一位老师傅，名字叫胡世贤，小个子又特别精神有亲和力。家在老破罡街上，从前家里也是开店的。他的毛笔大字写得好，属于正楷带行书的那种，端庄富态又大气，所以街上人又都在客气的尊他为“大先生”。当时白荡小街上的店铺招牌，几乎都是他写的，懂字的人见了都说好。记得每年一到腊月里，那时店里没有对联买，街上的人家又多是找他来写了。而他自己家的大门对联，又年年总是只用繁体字写这一副：“紅太陽千秋永照，毛主席萬寿無疆。”

　　商店后面的水作坊，主要由龚大爷和龚小爷在负责，还有杜开阳和小闵，是一年通头都在做豆腐和豆干的。那时豆渣也卖钱，五分钱一斤，能当菜又是很吃香的。这水作坊是只在腊月里，才开始做千张和炸生腐的，供应机关单位过春节。那时买千张、生腐又是要凭票供应的，因而这也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生腐是个好东西，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的。

　　商店里的“交易所”，其实只有三个人在做这事。一张办公桌子摆在街沿边，一把算盘，那老会计名字叫郭积德，坐在桌子后边，两个拿秤的，一个叫江运起、一个姓马。只要拿秤的报来卖家的品名、斤两和价格，那老会计的手指便在算盘上略微一滑，也就分毫不差的记下了一笔业务，同时也记下了“行润”。买家便到老会计这里来付钱，卖家多在早市过后来结帐，是钱货两清。

　　我们小孩也有替大人上街的时候，于是我们也就学着大人的样子，在街上从头到尾的走一趟。看各色小杂鱼，看绿盈盈的鸭蛋，看水灵灵的青菜。又看好玩的小猪秧子，在网花篮子里乱蹦乱跳，看喜欢的小竹椅子和小板凳卖。听人家讨价还价，又争秤高秤低，然后才装模作样地把菜买了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