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平

初入校门

　　我是82年进会宫中学的，当年考上会宫中学成绩还不错，属于“入学成绩较好，基础扎实”的一类。

　　最让学校觉得满意的当属英语成绩了，记得我的英语成绩是13.5分，这在当时算是中等偏上的了。于是，顺理成章，我被分到英语基础较好的H班学习。

　　当年，会宫中学按英语成绩分班应该说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因为，82年英语成绩已经开始计入中考总分了，且高考英语成绩所占比重也在提高。这样分班，有利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发展，这是有眼光的做法。

　　殊不知，我这13.5分一半是靠蒙对的，其实我们这些来自戴帽子初中的学生没有几个人正儿八经的学过英语。我所在的那个初中是由小学一夜之间摇身一变而成的，连英语教师都没有，英语课本都没订。小学变初中，就像歌曲里唱的，“山啊，还是那座山；河啊，还是那条河”，只是换了名称而已。

　　H班的英语课从初中英语第三册开始，我的第一、二册知识就这样被忽略了。教授英语的是一个被称作“大胡子”的老师。“大胡子”教学十分认真，特别是带我们读单词特别卖力。他用的是传统教学法，“带读”、“翻译”、“讲解”有条不紊。据说，“大胡子”老师是学俄语出身的，所以，他的发音特别有力量，用“粗犷、恶狠狠地”来形容也不为过。他发音时重音永远在第一个音节，有那种“嘣-碴碴”华尔兹节奏的感觉，没有英美人那种柔美。

　　“大胡子”老师教的如何，实际上对我意义不大，因为我已经听不懂了，已经掉队了。而这一次不经意的掉队，却成了我风雨人生的开始。

　　文理之争

　　记忆中那应该是第一学期之后的事。八二级的会宫中学学生还是两年制的，而周边不少高中已改制为三年了。也就是说，两年后的我们要与三年后的其他学校毕业生同台过招。

　　如何面对这一残酷现实呢？同学们形成了两派，一个是学文派，另一个是学理派。以汪建国同学为死硬分子的学文派认为，要想用两年制战胜三年制，只能兵出险招、出奇制胜，那就是学文！文科嘛，博闻强记而已。而以骨干李红兵同学为代表的学理派则不以为然。双方各执己见，一时相持不下，谁也不能说服谁。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汪建国同学做了私立医院的院长，李红兵同学做了公立医院的院长，可谓殊途同归。不一样的是，汪学了中医，而李则是西医。

　　汪建国嗓门大、中气足、精力旺盛，活动半径大，有同学集中的地方，就能听到他的宏论。我和他又同住一室，自然难逃他的影响，毅然决然学了文科。好家伙，文科一开班，连同插班生，黑压压一片，不下90人。一个数量庞大、规模惊人的班集体就此形成，一个梦想以两年制对抗三年制、以奇招取胜的团队就此浩浩荡荡走向茫茫的征程。

　　难忘恩师

　　80年代初的高中，绝没有现在的班主任“坐班制”，也没有老师上课的晚自习。作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复习资料也很少，隔三差五能收到老师刻写的带着墨香的讲义。学生学习全凭自觉。

　　90人的大班，坐在后排是看不清黑板上字的，老师也管不了后面的学生，后排的学生也乐得自在。

　　喜欢提问的英语老师崔老师只提问前几排的学生，后排的学生偶尔会感受到他镜片反射来的寒光；数学大朱老师走路最有风度，上课很少提问，讲课的节奏始终如一，正如他身上不见改变的蓝色中山装；数学华老师的课很有激情，但“s”、“x”读音总是分不清；语文老师换了三个，一个比一个不受待见；班主任总是仰着头讲课，下课之后行踪不定；历史老师有两个，一个是高一班主任苏老师，一个是在高二时教我们的吴老师，两位都很负责，但吴老师上课喜欢拖堂。

　　最喜欢上的是语文课，杨传久老师的语文课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他当时刚大学毕业，一口普通话，教态自然、亲切。一节“荷塘月色”课生生把我们这些自恃清高的文学爱好者征服，很快，我们就成了他的铁粉。而他也算眼毒，在小山一般的作文簿里居然能挑出像我、江尚文、王重阳等人的作文，当堂开读评讲。

　　最难忘的是吴老师的历史课。吴老师教书特别认真，板书特别详细，每堂课至少有两黑板文字，十分辛苦。吴老师眼睛不好，高度近视，他的长相很像初中英语课本里描写的那个让学生仔细观察实验而吮吸手指的史密斯教授。学生们对他既敬又怕，敬的是他的负责，怕的是他拖堂。

　　那时候生活很艰苦，早餐一律是稀饭。到第三节课时我们基本是前胸贴后背、饿的不行不行的，并且小便还格外的多。所以拖堂是学生的最怕。要是第四节课拖堂，那是实实在在的受不了！

　　终于有一次，我们后排同学串通好集体抗议了。那是上午第三节课，照例，史密斯教授无视下课钟声，仍旧拖堂讲他的彼得大帝，正当他转身板书时，我们后排同学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

　　如厕归来，见还没下课，我们不禁窃喜。正当我们偷偷返回座位时，一声“下课！后排同学听候处理！”断喝传来，如雷贯耳，吓的我们笑容都凝固了。好在吴老师只是吓吓而已，并没有为难我们。

　　同学情深

　　我们那一届一文四理，文科班班额大，有才艺的同学不少，也比较活跃。王重阳高一的时候就创作小说，同学们都佩服的很。陈子牛的普通话、巫明的武术、张中东的篮球、杨小兵的摔跤、王文革的相声和流行歌曲、王中胜的棋牌等等当时就小有名气。当时的“名人”也不少，吴翔、朱宪法等大名鼎鼎。而陈夙百等更是风头正劲，只是他属于独行侠一类，不与我们来往。

　　交往最多的当是王文革了，他是首任班长，性格开朗，特别活跃，课后身边总是围拢一帮同学。他能模仿姜昆、马季整段相声，能唱当时流行的所有港台歌曲，特别是张帝的歌。在寝室里，只要有他在，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中学生活总体上讲还是很艰苦的，只是当时体会不到。宿舍是大通铺，土坯砌成基座，上面铺上木板，这就是我们的卧榻；窗户没有玻璃，钉上塑料薄膜来遮风挡雨。寝室里，夏季闷热，冬季寒冷。风雨交加的夜晚，电闪雷鸣，我们往往吓的挤成一团。

　　卫生条件也不好，地面长年潮湿，铺盖是私人的也是共用的，基本没有个人空间，室内总是充斥着淡淡的咸菜味道。由于亲密无间，往往一个人得了疥疮，全室人皆不能幸免。

　　“硫磺药膏是治疗疥疮的特效药”，有一天班长终于当众宣布，初中患过疥疮的同学当即附和证明。于是班长王文革就成了我们的“及时雨”。班长一家人都是医生，他爸爸还是卫生院院长，所以对卫生知识比我们懂的多。他为人厚道，也很热情，受同学之托，经常顺手牵羊为我们捎带一些经过配比的硫磺膏救急，一时大受拥戴。

　　疥疮这玩意喜欢傍晚、夜间发作，最爱在皮肤细嫩的地方发展壮大，如腋下、裆下，并不断拓展地盘。每到晚上，大家就没心事看书做作业，只能逃回寝室专心对付疥疮，方法是抓、搓、揉、掐。说来奇怪，疥疮会越抓越痒，奇痒难当，痒不堪言，以至于有的同学敏感之处痒到无奈，只好以蜡烛油浇之。然浇过之后，奇痒依然。

　　也有好事者，喜欢偷窥别人有无疥廯之患，良久得之，曰：凡同学者，无论男女，手久入口袋不出者，乃吾同道中人也，必有疥廯之患。其手置于口袋，非为斯文，实为掩饰挠痒也。据“考证”这位好事者说的确实有些道理，当时患疥疮的同学确实不少。

　　为治疗疥疮，不少同学选择请假离校。我也是其中一员，请了数月长假。

　　食堂佚事

　　会宫中学老食堂在大门左侧，前有一水井。食堂由一排平房、一院子构成。平房是操作间、学生饭厅、教师饭厅。院子是学生称米、打饭、洗碗之所。有时候，我们也从水井里直接用绳子吊水洗碗。

　　其时，农村学生一律带米、带咸菜。米交给食堂换成饭票，咸菜带到宿舍里，起码得管一周。我们十个人共一个饭桶，设桶长一人。食堂里的菜简单，一般就两菜一汤，粉蒸肉2毛一碟子，豆腐汤5分一勺，另一菜好像是时蔬，也不贵。但我们多数学生还是吃不起，只能偶尔去尝尝鲜。

　　到窗口打菜是讲实力的。我们文科班人多气盛，加上有几个好打架的“名人”，其他班的同学一般很给面子，对我们插队、加塞都假装没看见。但偶尔也有不怕事的跳出来，这时就免不了鸡飞狗跳了。

　　我好像经历了两个桶长，一是鮑光月，一是姚志强。这两个同学真的有本事，他们能把一桶10人搞的服服帖帖、无话可说，真的很厉害。

　　30多年了，鮑光月见过一面，那是他到上海读警校路过安庆师院时见过一次。而姚志强毕业之后就去当兵了，至今无缘一见。据说，鮑后来做了狱警，升职很快。姚在部队也干得风生水起，退伍后回乡做了公务员。

　　在食堂上演的全武行里打的最潇洒的要数巫明了。巫明来自县城，喜欢锻炼，酷好武术，坚持冷水浴，能在三九天下池塘洗澡，冬天不穿棉衣，即使冻的发抖，仍旧单衣薄纱。他常穿一套绿军装，常看《武林》杂志，喜欢笑，人长的很精神。

　　一日中餐，打饭窗口前，依然混乱。巫明正在打菜，一男生沿墙壁挤将过来，巫明躲闪不及，随即剑拔弩张。只见那男生凶狠异常，劈头盖脸一巴缸朝巫明砸来。巫明不退反进，迎着来人直贴上去，反身一肘将那男生捣翻在地。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赢来一片喝彩。至此，我大开眼界，原来架也可以这么打。

　　巫明毕业后当了兵，退伍后在省城工作。两年前我们见过一面，他仍然很精神，喜欢笑。

　　两年的会宫中学生活，天天上演着生动的话剧。其中的许多人和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在那个青涩的季节，我想发生什么都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也许这就是人生。

　　什么是母校？有人说那是我们自己可以骂、不许别人数落的地方。会宫中学——一个让我们有失有得、有泪有笑的地方。

　　此刻心情，有《西江月》为证：

　　只写心情便是，焉思导向如何。管他青眼少还多，名利而今看破。

　　收拾三分浅梦，重温一段凡歌。依然纸上看烟波，不在谁人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