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

　　1961年，我从国外回来不久，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同志前来访问，向我征询《西行漫画》的作者。这是1938年由战斗在上海孤岛的阿英同志编辑出版的一本关于长征题材的画集，作者署名为萧华同志。可是，1958年再版的时候，请萧华同志为重印本写序，才知道是初版的误记。是他把画稿托人辗转带到上海去的，至于画的作者，连他也记不清了。往事苍茫，二十多年来，阿英同志为画集冒风雨，经忧患，现在又在寻找它的作者。这就是画集出版的始末。详细过程，都写在阿英同志作的那篇朴素的《＜长征画集＞纪事》中，读来感人至深。

　　当我翻开《长征画集》的第一页，画上的形象使我激动不已。记得在长征途中，一位年已五十开外的老同志，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不管白天或黑夜，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执着手杖，老当益壮地走在红军队伍之中。这就是林伯渠同志。他和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同志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以半百的年纪，参加了长征的壮举。往事历历在目，一切犹如昨日。这幅画唤起了我的记忆，一页页翻下去，好像又走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的行程。从此，这本画集算找到了它的作者。

　　我出生在安徽桐城县一个小小的山村里，家很穷，祖祖辈辈和画没有什么缘分。在外村小学读书的时候，经常为一位擅长书法的老先生磨墨展纸，耳濡目染，我也爱上了绘画。中学毕业后，我父亲爱子心切，卖了几亩薄田，让我到上海学画。于是，我考进了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转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本来打算以绘画作为一生的职业，求得一个画家的前途，谁知世道不允许你这样去做。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中学里执教，不久因支持了学生运动而被解雇。一气之下，我便投笔从戎了。

　　1931年12月，我参加了宁都起义，随着一万七千多人的队伍，参加了工农红军，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宁都起义的队伍，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之后，党又派了许多老同志到这支起义部队工作。肖劲光当了政委，刘伯坚当政治部主任。他们非常重视部队的宣传文化工作。由于我学过美术，会画画，就让我当了文化娱乐科长，负责部队的宣传文化工作。那时红五军团成立了猛进剧社，各师都有宣传队。戏剧在红军部队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读书的时候，除绘画外，也学过一些戏剧知识，编个戏、导个戏也都可以。红军部队里爱好文艺的年轻人很多，也十分热情，经常结合着红军部队生活和战斗中的英雄事迹编演戏剧。最常演的是活报剧。明天开晚会，今天晚上编个剧本，第二天排一排，晚上就与观众见面。其他经过精心构思的剧本也时有产生。这些剧本大部分由我起草，刘伯坚审稿。他是大知识分子，曾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1923年入党，1924年又赴苏联留学，无论文学还是书法，修养很深，功底很好。那首有名的《带镣长街行》是他就义前的作品，诗与字都很好，读来荡气回肠，笔迹遒劲有力，是学问、品质、气节的凝聚。我在红五军团的时候，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每个剧本都由他审查、修改。剧社和宣传队都受到他的培养，猛进剧社是他发起成立的，剧社的名字也是他根据《猛进报》而命名的。他重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剧社的每个节目都灌注了他的心血。

　　当时有个歌剧《英勇上前线》，在红军部队中很有影响，被猛进剧社和许多宣传队普遍演出。这个戏是针对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的形势写的。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仗越打越残酷，伤亡越来越惨重，根据地越来越缩小。有的战士对战争前途丧失信心，部队开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在为保卫政权、保卫土地英勇奋战。一天，刘伯坚和我商量编个戏，以激励部队英勇作战的情绪，增强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剧本写成之后，配以江西、福建的民歌曲调，听来十分亲切。部队演、地方演，演遍了许多参战的部队，效果很好。后来，刘伯坚同志把剧本寄给瞿秋白同志，他对剧本的成功作了肯定，也提出了一点意见，认为红军家属思想转变太快，缺乏细致的过程。我又作了一番修改，寄给了瞿秋白同志。

　　那个时期我演的戏就很多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李伯钊合编的大型话剧《庐山雪》，我扮演了蒋介石这个角色，军团领导也都上了台。记得周总理正打摆子，穿着大衣坐在台下，看得高兴极了。长征胜利后，我到十五军团当上了宣传部长，还经常和一些领导干部上台演戏。那时部队文化娱乐活动十分活跃，写戏演戏，也不仅仅是几个宣传队员的事情，而是广大指战员的一项群众性活动，政治工作十分重要的内容。记得每当行军作战，师、团的宣传科长都亲自带着宣传队在行军路上贴标语、设鼓动棚、烧开水送到战士手里，部队从面前经过，便带头喊口号、唱歌，激励部队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