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翰墨两映辉

——桐城派文人书法摭谈

季 永

      桐城派自清初桐城文人戴名世、方苞发端，经刘大櫆、姚鼐而至鼎盛。其后流风所被，天下翕然从之，管领清代文坛二百余年。桐城派文人多兼擅书法，他们将文思才情生发而为翰墨书法，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文人书法的新高峰。

      研究桐城派文人书法应溯源追流，既要研究历代桐城籍书家及作品，也要关注与桐城派密切相关的阳湖派及湘乡派文人书法。安徽博物院藏有数千件桐城派相关文物，其中包括众多桐城派文人的书法作品。本文试图从群体、地域以及社会文化角度对桐城派文人书法进行系统性考察，以期对清代书法发展与流变历程的研究有所裨益。

— 01 —

文脉传承    诗书世家

      桐城居皖之中，春秋时期称“桐国”，唐至德二年（757）改称桐城，并沿用至今。桐城山川毓秀，文脉昌盛，“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素有千年“文都”之美誉。唐代桐城人曹松颇有诗名，《全唐诗》收入其诗140首，后世评其“风格似贾岛，工于炼字，意境深幽”。北宋李公麟退隐龙眠山庄，精研绘事，被推为“宋代画家第一”，开桐城书画风气之先。研习绘事之外，李公麟醉心金石古物，其所著《考古图》为中国最早的金石图录。明末清初，桐城产生了百科全书式的奇才方以智，其书画清奇幽邃，自称别格。及至清代桐城派名震天下，更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时间最长、作家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丰厚的文化沃土，遂使书法艺术在此得以很好地传承发展。随着桐城派之崛起，其流派文人的书法创作与理论亦随之广泛传播，并在清代书史占据重要地位。

      明清时期，桐城儒风日盛，众多桐城文人学子通过科举跻身仕途。桐城派作家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曾有如下记载：

      吾邑科目，昉唐曹梦征及宋李伯时兄弟，至明而大盛。自永乐甲申刘莹第进士，讫崇祯癸未，凡八十人。入我朝，太常首以一甲二名及第。至今二百六十年，又一百五十三人。其举于乡者，明一百六十五人，我朝六百二十八人。

      根据马其昶的统计，明清两朝桐城共有举人793人，进士233人。这个数字尽管仍有遗漏，已是在全国各县中稳居前列。卓越的科举成绩，见证了明清时期桐城教育的兴盛。这其中，作为科举必修技艺的书法，其重要价值也不容忽视。

      桐城各家族十分注重子弟教育与家族文化传承，其中张氏家族堪称代表。张英、张廷玉、张若霭，祖孙三代均身居高位，侍值内廷，深受康、雍、乾三朝皇帝的青睐。张氏家族不仅学而优则仕，而且特别注重以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子弟。张英《聪训斋语》以及张廷玉《澄怀园语》均为中国传统家风传承的典范之作，而脍炙人口的“六尺巷”的故事，更是对桐城张氏的家风传承与阅世智慧作了最好的诠释。

      在张氏家族中，擅书法者代不乏人。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曾言“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张英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致仕归里，筑赐金园于龙眠双溪之间，日以诗书自娱。安徽博物院藏《张英李 书画合册》，收录张英自康熙乙亥（1695）至癸未（1703）所作题跋书法，时间横跨致仕前后，内容多与营造故里园林有关，是研究张英生平思想以及书法的重要作品。其书法取法苏轼、赵孟頫、董其昌，书风苍润遒丽。

      张英次子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砚斋，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拜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安徽博物院藏《姚孔鍼泛海图》，卷后有张廷玉及其子张若霭诗文题跋。姚孔鍼亦桐城人。张廷玉原配夫人为桐城姚文然第六女，因此称姚孔鍼为表侄，而张若霭称其为表弟。张廷玉书法取法赵孟頫，书风端庄典雅。张若霭书法能传家学，亦颇有赵孟頫笔意。

      除张氏外，桐城姚、方、马、左等名门望族亦培养了众多的文化精英。他们中很多是桐城派的作家，亦是当时重要的书家。

— 02 —

文书相合 帖学为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将书法作为单纯的视觉艺术，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化体系之中。作为传统文人典范的桐城派文人，其书法必然是人格、学问、文章在笔墨间的自然流露，是内在“文心”的视觉化呈现。

      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相结合的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其书法作品的文本内容与作品形式。由于桐城派文人多为学而优则仕的官吏，或饱读诗书著述等身的学者，因此他们的书法作品多为自作诗文，形式上亦多手札、文稿、题跋等，这与以书画为业的职业艺术家有着很大不同。因此，对于桐城派文人书法，不能仅仅关注其书法艺术，而应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加以研究。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在书法上造诣深厚。他们胸怀“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之精神，而“清正雅洁”的文风也奠定了他们书法的美学基调。桐城派产生的清代早期，赵、董帖学风行书坛。而桐城派文人自幼便接受严格的馆阁体训练，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帖学书法的影响。

      戴名世(1654-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年隐居桐城南山，故世称南山先生。戴名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桐城派最早期名家，与方苞一起开创了桐城派。戴名世因清初著名的文字狱“《南山集》案”而闻名于世，其为文主张“率其自然”，提出文章传神之关键在于义理，强调文章应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安徽博物院收藏有戴名世《行草书轴》，是其存世罕见的书法墨迹。此作节录唐代诗人张说《踏歌词》，得明代祝允明、董其昌草书笔法，率意奔放而不失雅逸，颇合其性情。安徽博物院藏戴名世《忧庵集》稿本，石谷风、徐子鹤等专家鉴定为戴名世真迹，亦为研究其书法、文学之珍本。

      方苞（1668-1749），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方苞出于“桂林方氏”，32岁江南乡试第一，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第四名。康熙五十年(1711)，方苞因涉戴名世“《南山集》案”获死罪入狱。曾赞其为“韩欧复出”的大学士李光地极力营救，康熙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赦出后入直南书房，后历任武英殿修书总裁、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礼部右侍郎、经史馆总裁等职。乾隆七年（1742）方苞因病告老还乡，居家闭门著书直至去世。作为世所公认的桐城派始祖，方苞治学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奠定了桐城派散文的基础理论。方苞认为，为文应“以古文为时文”，方能清真雅正。此虽为论文，实亦论书。观传世方苞书法，皆楷书、行书，宗法晋唐，典雅方正，一派大儒风范。

      安徽博物院藏方苞《小楷书册》，为其传世罕见的早期小楷作品。此册为方苞节录陆机《文赋》，有晋唐小楷遗韵，风格近于褚遂良。落款云“壬申冬十一月，书陆士衡《文赋》一节于长安寓中”，“壬申”应为康熙三十一年（1692），是时方苞北上京城入国子监而名声大振，此处“长安”盖指京城。此册为桐城派文人方宗诚旧藏，前有黄彭年题耑，后有方宗诚、黄彭年、姚濬昌、方寿衡、方铸、于荫霖等人题跋，其中多人为桐城文人。

      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安徽桐城人，为曾国藩幕僚。他在题跋中对方苞《小楷书册》的创作背景进行了考证，并言“观此册挺拔清健，圭角方廉，无柔媚圆熟之态，亦可见先生质直行方之一端矣”。方宗诚从方苞的书法风格对应其学术思想而做出此评论，是极有见地的。黄彭年在题跋中说：“灵皋先生不以书名，而此册笔意超隽入晋人之室。”他将方苞与姚鼐的书法进行比较，发出“渊源所自，不独古文确守义法也”之感叹。以桐城派倡导的“义法说”观照作文与作书不同的创作领域，可谓一语中的。

      《唐李峤诗轴》为方苞行楷书代表作之一。此作取法赵孟頫，用笔稍加方峻。上款“次辰年台”，应为戴思讷。戴思讷字次辰，浙江德清人，与方苞同为康熙四十五（1706）进士，于雍正二年（1724）殉父而死。因此，此件书法应作于1706至1724年之间，为方苞中年时期作品。清初书坛赵孟頫、董其昌书风盛行，方苞当其时而受濡染亦是自然。

      方苞行书《朱熹诗轴》，用笔方整厚重，于赵孟頫书体中兼有颜真卿、欧阳询之笔意。此作风格与《李峤诗轴》有异，故亦有学者认为或非方苞亲笔。然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方苞乾隆三年书《程明道语楷书轴》，书法亦是兼有欧、颜之笔意，是时方苞70岁，距归乡仅4年。而此《朱熹诗轴》很可能同为其晚年所书，只是将楷书风格生发为行书，较中年效法赵孟頫之典雅方峻变化为效法欧、颜之苍劲浑厚了。上款“澄之世叔大人”，或认为是桐城大儒钱澄之。而钱卒年为1693年，是时方苞25岁，书法未必如此苍厚。方苞于乾隆二年（1737）作《田间先生墓表》中，称钱澄之为“大父行”即祖父辈；而此作称“世叔大人”即叔父辈，显然此“澄之”应另有其人。

      “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是桐城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人。他在方苞“义法说”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神气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刘大櫆书法世所罕睹，安徽博物院藏清王桂绘《品酒图》，画后有刘大櫆行书七言古诗题跋，此诗亦收录于《海峰诗集》中。诗中，刘大櫆将友人孙孟然好饮酒比况阮籍等古贤，亦抒发自己内心之孤愤。此墨迹书法取法在苏轼、赵孟頫之间，用笔精湛，气息典雅，洋洋洒洒，堪称力作。

      在“桐城三祖”中，书法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姚鼐。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号惜抱轩，桐城人。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后从刘大櫆学习古文。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兵部主事、刑部郎中，其间充任山东、湖南乡试副主考、会试同考官，荐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借病辞官。归里后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弟子遍及南方各省，桐城派古文也随之影响全国。姚鼐继承方苞、刘大櫆之学术观点，进一步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相互为用，从而构建了桐城派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书法师法晋唐，尤得董其昌神韵。其书风清雅遒丽，萧散飘逸，尽显一代文宗之气度。清人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将姚鼐的草书与行书分为妙品与逸品，超过王文治、翁方纲。现代书家沙孟海对姚鼐书法也评价颇高，认为“他的书法并不比他的古文差，他的书名被文名掩煞了”。

      安徽博物院收藏姚鼐书法作品20余件，包括条幅、对联、手卷、册页、尺牍等，这些作品创作多征集于姚氏家族后人，且多为姚鼐归乡后的晚年所作，代表其书法成熟时期的艺术风格。其中许多作品为赠送友人、亲属之作，也有与亲友、师生之间的信札，为研究其学术思想及生平交游提供了重要资料。

      《昼阴七绝行书轴》为姚鼐自书七绝一首，款云“丁酉七月十三日，在扬州值风雨作此诗，录奉湘帙大兄大人教。六弟鼐”。姚鼐家族兄弟排行第六，故自称“六弟鼐”。姚范为乾隆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精诗文擅书法，对姚鼐一生治学影响很大。姚鼐此诗在《惜抱轩诗集》中名为《雨后》，描写作者于夏日雨后闲坐书窗之所见。“丁酉”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是年姚鼐46岁正值壮年，辞官南归后专志于讲学著述，学力赡富，笔力劲健。此件书作以董其昌为体，兼有王献之、褚遂良神韵，为其中年书法之精品。姚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辞官南归，并于两年后应两淮盐运使朱孝纯聘为重修的扬州梅花书院山长。直至朱孝纯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辞官归京，姚鼐也辞职离开扬州。居扬州讲学四年期间，姚鼐大力提倡古文，编纂成《古文辞类纂》一书。乾隆四十二年（1777），姚鼐在为老师刘大櫆贺寿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说：“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见证着姚鼐散文理论体系的成熟，也标志着桐城派的确立。

      姚鼐一生覃思著述，留下大量文稿墨迹。乾隆五十三年（1788），姚鼐应邀来徽州歙县紫阳书院讲学授业，与徽州学界多有交流。乾隆五十六年（1791），姚鼐应弟子黟县叶治三恳请为其宅西园作记。乾隆五十九年（1794），叶治三至金陵访姚鼐，言及并未收到寄来的《西园记》。姚鼐遂重书此文，并另书数篇诗文附于其后。观《西园记册》通篇以行书为之，笔墨精到，格调典雅，与其好友王文治气息相近，而又少了几分拘谨，多了一些闲逸。册内还收录一页姚鼐文稿墨迹，这是姚鼐为时人翻刻徽州大儒江永《乡党文择雅正编》所作序言之原稿。此序言见证姚鼐与新安徽学之互动，其书法不同于正规作品之严谨，笔势飞动，才思如涌，涂改处亦自然成趣。

      姚鼐平生用意书法，友朋中亦多工书者。安徽博物院藏有姚鼐《赠邓石如行书十九言联》，为邓石如后人、著名美学家邓以蛰于20世纪60年代捐赠。姚鼐为桐城人，邓石如为怀宁人，清代同属安庆府。这两件作品见证了两位安徽文化名人之间的交谊，殊为珍罕。姚鼐《赠邓石如行书十九言联》云：“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此长联书法工稳雅逸，恰如启功所评价的“以尖笔作方阔字”。联语意境悠然闲适，既符合邓石如布衣问艺之本色，又暗合姚鼐著述讲学之心境，堪称姚鼐楹联墨迹之代表，也被后世推为历代长联之杰作。

      研究姚鼐书法墨迹，不应忽视其大量传世手札尺牍。作为文坛领袖，姚鼐一生交游广泛，时与名贤师友书信往还，互通信息、探讨学问。姚鼐尺牍文字隽永，纸张精美，书法雅逸，是研究姚鼐书法、学术以及交游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其书法艺术的精品。姚鼐尺牍历来为世所重，其弟子陈用光当年即辑成《惜抱轩尺牍》行世。安徽博物院收藏姚鼐《致三侄孙手札卷》，为姚鼐写给晚辈姚莹的九通书信。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历任福建平和知县、江苏高邮知州、两淮盐运使、台湾兵备道、湖南按察使等职。这些手札书写自嘉庆十四年（1809）至嘉庆十九年（1814），除了问候日常信息，更多的是姚鼐对姚莹诗文写作的点评指导。其中第九通有：“凡作古文，须知古人用意冲澹处，忌浓重。譬如举万钧之鼎如一鸿毛，乃文之佳境。有竭力之状，则入俗矣。”此语虽为论文，亦可移论其书。

— 03 —

余脉分支 各呈墨妙

      清代乾隆年间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为桐城派鼎盛时期。以姚鼐及其弟子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以文章传播、讲学交游的形式，推动桐城派古文风行东南各省。其后，又有以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等为代表人物的阳湖派，和以曾国藩及其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为代表人物的湘乡派两大分支。阳湖派与湘乡派皆推崇桐城派古文，各有建树，更使桐城派名满天下。

      桐城派文人往往身兼官吏和学者身份，其书法仍以延续帖学经典为主。随着乾嘉时期金石考据之风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整个文化界，大量新发现的金石书法资料对传统帖学书法也产生了巨大冲击。文人们从探究金石资料所蕴含的史料信息，逐渐对金石文字本身产生了浓厚兴趣，学习效仿金石碑刻与篆隶古体成为时尚，新的学术风气和书法热潮渐次形成。当斯时也，安庆怀宁布衣邓石如横空出世，以入古出新的“四体书”开创了“碑学”书法，在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邓石如出生耕读世家，其生长的怀宁与桐城皆为安庆治下，其与姚鼐等桐城派文人多有交往。邓石如曾为姚鼐治多方印章，姚鼐则书赠作品答之。邓石如弟子安吴包世臣以雄辩之才、生花妙笔，从理论角度阐述了邓石如碑书探索的成就及意义，构建了碑学书法的学术体系。包世臣交游广泛，与桐城派人物多有往来，对姚鼐书法评价颇高。安徽博物院藏有姚鼐书赠包世臣《书自作游焦山诗册》，所钤印为邓石如手治，为见证三人交谊之物。碑学书法的浪潮席卷书坛，素以“义理、考据、辞章”为要义的桐城派文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桐城派后期文人特别是姚元之、吴廷康、方宗诚与方守敦父子、张祖翼，多喜金石收藏考据，其书法皆取法篆隶魏碑，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

      阳湖派与湘乡派同样拥有众多的书家。阳湖派因主要成员多为江苏阳湖人而得名，其中如张惠言、李兆洛、钱伯坰等皆以书法名世。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进士，为阳湖文派、常州词派重要开创者。早年钻研经学，古文融合了骈散之长。张惠言早年未遇时曾来徽州问学于状元金榜，并设馆于歙县金家、江家。期间得游歙的邓石如亲授笔法，并为其治印。张惠言篆书兼得李斯、李阳冰篆法，书风静默内敛，融合金石气与书卷气。

      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人，嘉庆年间进士，选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改凤台知县，后主讲江阴书院。精考证、音韵、史地、历算之学，推崇桐城派古文。李兆洛任凤台知县七年，治理水利，纂修《凤台县志》，政声卓著。李兆洛对邓石如书法推崇备至，邓石如去世后其子邓传密即从李兆洛问学。安徽博物院藏有李兆洛书法多件，其中李兆洛撰书《邓石如墓志铭册》为研究邓石如生平艺术之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颇有桐城古文韵味之美文，更是一件李兆洛楷书之精品。李兆洛书《陆游诗句七言行书联》取法颜真卿、黄庭坚，笔势劲健，气息淳厚。

      钱伯坰(1738-1812)，字鲁斯，自号仆射山樵，江苏阳湖人。国子监生，尝游学京师，从桐城刘大櫆受古文义法。钱伯坰书法宗颜真卿、李邕，颇有时誉。嘉庆八年（1803），钱伯坰与邓石如相遇论书，邓石如为钱伯坰书篆额，钱伯坰则书答之。藏于安徽博物院的钱伯坰《赠邓石如诗轴》，即是两位书家交流书艺之见证。

      湘乡派因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晚清重臣，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推崇桐城派古文，曾说：“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为桐城派的定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古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又加入“经济”一条，使文章更切实用。受其文风影响，曾门弟子如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皆为湘乡派重要人物。  

      曾国藩政事之余不废习书，“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即使行军作战期间，也“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在《曾国藩家书》中记录了他关于书法学习与教育的诸多内容，闪烁着一代通人的思想光辉。曾国藩与何绍基论书，曾言：

      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彭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

      又言“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他早年学习赵孟頫以筑基，后取法李邕、颜真卿、柳公权、黄庭坚，形成圆匀刚健的自家风格。与桐城派姚鼐等学者书法所展示的书卷气不同，曾国藩的书法自有一种庙堂之气、兵戈之气。安徽博物院藏曾国藩书法作品有对联、手卷和手札，如《大海明月行楷八言联》用笔刚健，文辞雄奇，意境宏远，而《欧阳氏姑妇节孝家传》为自撰文章，记欧阳氏婆媳二人节孝之事迹。此卷文辞雅洁，颇有桐城古文之韵味，而书法亦端严有古风。

      曾门弟子中书法名气最大者推张裕钊。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鄂州人，晚清官员，散文家、书法家。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张裕钊生平淡于仕宦，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范当世、马其昶等皆出其门下。张裕钊书法取法北碑，独辟蹊径，形成独特的楷书面貌，世称“张体”。康有为评其书法云：“湖北张裕钊，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甑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字挚父，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还创办桐城学堂，为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清史稿·文苑传》评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惟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下逮近世方（苞）、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竟其委。”安徽博物院藏吴汝纶《赠海门行书轴》，为其书法代表作。“海门”名朱道海，字维祯，号海门，为美学家朱光潜之祖父。吴汝纶与朱道海交谊深厚，为知交作书尤为用意。此作取法颜、欧之间，用笔刚柔并济，气韵端严秀逸，令人想见吴汝纶一代学人之气格。

— 04 —

结语

      桐城派发端于清初，经乾嘉而鼎盛，至清末而衰落。桐城派学人书法以雅正刚健之书风，抱经世致用之精神，在清代书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桐城派倡导“清真雅正”之文风，此语亦可移评其书法。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代表人物，皆取法晋唐经典，下涉宋元，延续明代晚期帖学书风。由于他们的社会身份多为官员或学者，故而其书法偏重实用，其风格也呈现出雅逸的文人格调。这与职业书家所追求的出新求变、开创新体自是不同。虽然乾嘉之后碑学书法大兴，书坛以追求金石气为时尚，然桐城派文人坚守帖学传统，以深厚学养浸润笔墨，可谓独具风标。

      桐城派学人或为积学大儒，或为台阁重臣，书法之于他们而言，是早年科举考试之必须，也是写作办公之日常。其书法是笔墨技巧与人格精神之结合，是“文以载道”“文书相合”之典范。这些书法作品已成为研究桐城派文人思想和清代文人生活的珍贵材料。时至今日，桐城派文人书法与桐城派文章一样，依然散发着温润而持久的文化光芒。当我们欣赏这些书法作品，也如品读其文，面晤其人。

（作者为安徽博物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