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对古代“学校”形式的了解，比较熟悉的有学宫、书院和私塾。学宫为官办，书院是社会“众筹”所办，私塾则泛指私办。在

　　古代“学校”所有形式中，私塾最为普遍，近似于今日的小学。但它不是规范划一的教育机构，名称与类别五花八门。就教育程度来说，称为蒙馆、蒙学，主要承担启蒙教育；就教育举办者来讲，细分为家塾、义塾，根据是个人还是众人办的加以区分；就办学地点来看，有村塾、庄塾。对于这些，不是当时的人很容易混淆。私塾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弊端。主要是家自为学，缺乏统一管理，良莠不齐。为此，一些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大的家族或其分支，就创办了另一种形式的“学校”——祠塾。尽管它的名气没有学宫、书院那么大，也没有传统私塾那么普遍，但它确实在古代教育普及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近代比较著名的祠塾像浙江瑞安的诒善祠塾，被誉为“温州地区近代文明的启动点”。创办者孙衣言(1815—1894)是曾国藩门生，清道光30年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升侍讲、上书房师傅，后任安庆知府、安徽按察使、湖北和江苏布政使。光绪元年他回到家乡，在家族祠堂基础上创办祠塾，教房族子弟，兼收族外志愿就学者，培养出了一大批经世之才。

　　清代尤其是后期，安庆地区大一些的家族基本都开设有祠塾，建筑通常与祠堂形成一体。“择文行兼优者，延之为师。凡族中子弟，有资高才俊者，均送入祠学读书”(光绪18年版安庆《义门丁氏族谱》，下同)。

　　祠塾相当于是在府学、县学之下设立的“族学”，不仅为族人子弟上学提供了场所，更重要的是承担着管理家族教育的职能。它通过会课等管理方式和手段，使学子在参加科举县试(童子试)之前，参加一次高规格的族试。不但增加了一次准科举考试的经历，而且对应对科举考试能力进行了检验，比较好地发挥了激励作用。

　　会课也叫会考，它是祠塾组织的对家族子弟的集中考试测验。祠塾在组织会课时，就好像科举考试中的贡院、考棚。家族往往制定专门的管理制度，并成立祠塾管理机构。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机构人员的产生办法和职责：“董事不必挨房轮派，只凭公推，选族中殷实老成二人，收掌租入，经理会课。其原捐、管庄、赤契、水单、捐约、簿籍并交二人分收，以备查验。日后，卸董仍检明清交接手之人，接事者具领字与卸董人为据。”管理机构的组成，坚持任人为贤、能者多劳的原则。同时，还实行回避制，“原捐后嗣不承董事，以杜侵渔”。凡是祖上向家族做过捐赠的族人后裔，不参与会课的管理工作，以杜绝家族财产受到侵占。

　　会课的组织有一系列的具体要求。参加会课的学生，头一天到祠塾报到，会课结束第二天早饭后离开。这期间的供给，按照科举考试时省院试的标准执行。除了会课当天中餐有一个荤菜外，其余全部是蔬菜饭。当然，在祠塾会课期间绝对禁止饮酒。

　　礼仪也是必不可少的。组织会课当日黎明时分，在祠堂设置一个公共案几，在上面供奉朝廷颁发的《圣谕广训》。全体参加会课的学生集合，面北而立行礼。礼毕后选一个声音洪亮的学生，宣读《圣谕广训》部分内容，其余学生肃立恭听。然后，由主考出题，开始会考。

　　每次考试仿照院试编号，试卷上标上坐位号，不标名字。交卷后由专门的老师判卷，根据卷面情况评定甲、

　　乙等级，并且照号标上名字发榜公示。老师判卷辛苦，有一点点报酬，每次赠送一些糕饼点心之类的礼品。

　　对于会课试卷的评判，祠塾也有比较明确的原则和标准：“以字工而无错落者为上，仅工者次之，未甚工而无错落者又次之。”“诗字文课有定额，不得滥取。如诗文荒谬，并字迹潦草者，概置不录。”讲究的是文与字俱优。很显然，这套对试卷的评判要求也是参照了院试的标准。学生在会课期间的行为表现，祠塾也有具体要求：“才须学也，学须静也。凡与课者，平时俱宜惟渊惟默，惇行文学相观而善。毋得干预外事，或喧哗争较，殊非静以养身之道。”

　　为了把会课各项保障工作做好，祠塾对此也有相关的规定：“管庄田亩照捐字所载，尽归祠塾承当。每年经董交纳官粮，须验明串票，方准开销。并于帐簿内公同批明，凭某验串批清销字样，以杜伪完、指销、积欠、遗累之弊。”

　　祠塾会课毕竟只是家族组织的测验性质的考试，不具有官府考试的那种选拔功能，真正目的在于激励学子好好学习。因此，对成绩好的实施奖赏是会课后必不可少的重头戏。奖赏有具体的项目、等级和标准：“奖赏生第一名六钱，第二、三名各四钱，共奖七足钱一两四钱整。”“文课第一名奖六钱，第二、三名各四钱，第四、五名各二钱，第六、七名各一钱；诗课第一名三钱，第二、三名各二钱，第四、五、六名各一钱。如诗字、文课并取第一者，另奖三钱。”

　　从奖励项目设置情况分析，会课的考试科目分为文课和诗课。其中，总评成绩取前三名，文课取前七名，诗课取前六名。文课、诗课均得了第一名，在上述奖励基础上再给予一定附加奖励。如果真有优秀学生获此殊荣，一共能得到七足钱银子一两八钱，相当于清代后期一个七品知县半个月的例俸。应该说，这份奖励还是蛮有分量的。
　光绪31年(1905)皇帝下诏书，宣布自次年起废除科举考试、兴办学堂。从此，祠塾也逐渐转型，学堂的功能得以延续，但不再承担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会课职责。民国建立后，学堂又多转变为学校，“读经科”和孔孟之道开始被国语、算术、地理等新式教学课目所取代。学校建设与管理逐步转由政府主导，依附于家族祠堂的祠塾则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丁邦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