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他离开时身无分文，他就那样无牵无挂、洒脱自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身上是有钱的。他出门前，弟弟给了他一些钱，他要回家缴电费、水费，置办年货，但他才走到半路，出了车祸，钱也不翼而飞。我们不在乎他的钱，只希望他好好的，可等我们见到他，他已命悬一线。

　　父亲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这个年纪的人，大多吃过太多的苦，把钱看得比命还重，但父亲是个例外，他一直把钱当成身外之物。以前，母亲责备他浪费的时候，他总是说，钱是为人服务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父亲的一生，贫穷过，富裕过，一路坎坷颠簸，留下了很多回忆。父亲不在了，夜深人静，反刍这些片段，仿佛父亲还在，父亲如窗外的明月清风，正在谆谆告诫儿女，做人要清白淡泊。

　　父亲七岁，奶奶改嫁。十四岁，爷爷去世。父亲年少懵懂，一个人挑起爷爷留下的风箱，远走他乡。几年漂泊，倒也学得了一身本领，尤其是学会了接犁头补锅的绝活，从此一身孤影在中原大地上来往闯荡，每到春节前夕，才风风光光回归故乡。父亲须每年上缴数倍的工钱，才换来生产队的介绍信，再拿介绍信到乡政府和县政府盖章。这个介绍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外出务工的身份证和护身符，否则就是盲流，会随时遣送回乡。父亲不仅自己风风光光挣钱，还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外出，慢慢形成了一支有规模的队伍，范围渐渐扩大到隔壁的乡镇。

　　每年正月，那些带出去的徒弟是要来拜师父的。拜师酒、一刀肉、二斤糖，必不可少。那人来人往的场面确实热闹和壮观，引来左邻右舍羡慕的眼光。父亲从不吝啬，他把酒肉分给村人，那些糖让徒弟带回去孝敬老人。父亲的大方豁达，赢得了村人的赞誉和好评。在村人的帮助下，父亲买下了乡里医院闲置的房子，娶了母亲，算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我从记事开始就给父亲写信，一灯如豆，母亲在橘色的灯火下一边纳鞋底一边口述，我用铅笔在稿纸上写，再用圆珠笔誊在信纸上。多半是报平安，更多时候，是告知家里要买化肥、猪仔、农具等等，父亲接到信后，就给家里汇款，有时还补发一封电报，嘱咐收到汇款后回信告知一声。父亲在外靠走街串户招揽生意，居无定所。有一次，遇到一个安庆人，算是半个老乡，很投缘，后来的信件和电报都是寄到老乡那里，定期去取。

　　那时信息流通很慢，时光也慢，电报和汇款单都是邮递员骑自行车送来，还要村里、队里盖章才有效。取汇款是一件隆重庄严的事情，母亲会早早起床，梳洗完毕，把用棉布包扎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汇款单装在贴身的衣袋里，喊上外公，带上我，带上看家的大黄狗。到邮局取了钱后，直接去街上的供销社买农药化肥，剩下的钱，母亲会一分为二，拿出一半交给外公保管。她总是说，钱多了不安全。

　　父亲后来回乡开了杂货铺、屠宰店、旅馆，他脑子灵活，为人大度，又善于结交，生意总是很好。但他不识字，不会记账，每年周转的账目靠念小学的我来记录管理，出差错是经常的事，他对生意的亏盈也不是太在意。赚了钱就邀请亲朋好友吃肉喝酒，亏了本就变卖家里的财产。最艰难的时候，粮仓里的稻谷和米缸里的米都抵债了，他也无畏无惧，继续做生意。

　　父亲开店，家里每天都有现金进账，生意好的时候，有一些结余。我那时候就亲眼见父亲藏私房钱，他说是留着买酒喝，让我不要告诉母亲，并承诺给我买糖吃，我自然守口如瓶。可有一次，父亲将钱藏在床底下的瓦罐里，被母亲发现了，私房钱被没收了。最好笑的一次是他和母亲把私房钱藏在一起，结果两人互不承认，拉我做替罪羊。我莫名其妙得到了一笔钱，一直锁在柜子里，舍不得用，后来家贫，才拿出来交学费。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父亲的生意曾经一度亏空，家里负债累累，每天都会有好多要债的人坐在家里不走。有一次，与父亲有莫逆之交的一位叔叔，在春节前扛走了我家的电视机，害得弟弟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夜。还有个风雪交加的寒冬，舅爷爷家的表叔拉走了我家所有的粮食，父亲回家看到米缸里空空的，坐在灶门边，抱着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那年早春，父亲被迫再闯中原，他在外苦苦经营了三年，家里的债务才得以缓解。

　　父亲是南人北性。在中原闯荡的日子，父亲融入了北方人的生活，跟北方汉子一样豪爽勤勉，吃苦耐劳。我家住在马路边上，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很多，常有人进来讨口水喝，或者借伞借鞋，甚至借宿，只要父亲在家，他都很慷慨，留陌生人在家里吃吃喝喝，从不计较。有一回，四五个去江西的牛贩子到我家借宿，他们第二天清早要到华阳码头坐船，父亲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把家里的床让给牛贩子们，自己带着妻儿在灶房边将就了一夜，天寒地冻，只能生火取暖。几个牛贩子被父亲的古道热肠所感动，走时硬要塞给父亲两元钱，父亲无论如何不肯收。后来，这些人来来往往都住在我家，我家门口也慢慢形成了贩牛的集市。

　　父亲也有很多次发财的机会。有一年，村里人家纷纷变卖路边的田地，给没屋场的人家盖房子。那时一间房屋的地基能卖到一万元，我家有好几亩地在路边上，至少能卖十几万元，但村人到我家与父亲商量，说可不可以用别处的土地置换，同时每间房屋的地基多给一千元，父亲爽快地答应了，收了八千元就全部置换了。我们很生气，责备父亲草率，不跟我们商量。他像个没事人一样，很淡定地说，有八千元很不错了，土地又没少，只是换得偏远了一点，如果卖了个十万八万，假如别的事情不顺利呢？我这样做，心里踏实。一席话说得我们默默无语。

　　工作后，我手头有些结余，总是想方设法贴补家用。刚开始我给父亲钱，他还说我的钱就是他的钱，拿在手里，很幸福的样子。后来就渐渐拒绝花我的钱，近几年更是扭扭捏捏，百般拒绝。最后一次，我给他两百元钱零用，他硬是塞回来几次，我从五楼追下去，他执意扔在路边。我过意不去，骑车追到车站，他还是拒绝，弄得我眼泪哗哗，才勉强收下。他去世后，母亲在他装零钱的铁筒里找到一卷钱，其中就有我给他的两百元，他分文未花。

　　父亲走了，走时两手空空，身无分文，一生清白。
　欧阳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