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法明

　　近日，同时收到了新出刊的《安徽工运》和《诗歌报月刊》杂志。前者发表了我的《五月来临》《十二月》，后者刊出的则是《萨福》和《从夜雨声中醒来》两首诗。这几首诗的问世，对我回归诗歌之路，进行了确认。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诗的。第一次发表的一组诗作《断章》，就是在创刊不久但已声名鹊起的《诗歌报》上。这是1983年的事了。当时，我才工作两年多，远在皖西大别山腹地的晓天镇的一家兵工厂。彼时彼地的交通不便与信息闭塞，是如今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诗歌爱好者而言，如果说接到样报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的是毫不夸张。何况随样报寄来的，还有副主编刘祖慈老师的一纸手札，虽寥寥数语，对我辈后学却无疑是一种奖掖，弥足珍贵。一年后，我借调到合肥工作。在宿州路9号省文联大院那幢红砖老楼的《诗歌报》编辑部，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身形矮胖、声音低沉，鼻梁上架着镜片很厚的眼镜的祖慈老师。

　　那是一个诗情与激情相互激荡的黄金年代。希望与迷惘，奋进与萎顿，很多矛盾的东西拧在一起、搅动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势能，撞击着我们的心扉，还有脚下这块刚刚醒来的土地。文学，尤其是神经元一样敏感和敏锐的诗歌，历史性地成为巨大的社会能量释放的出口。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诗歌报》举办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引爆了当代诗坛的核聚变。从那时开始，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的《诗歌报》，成为中国诗坛历久弥坚的一面大纛。在这面大旗下，先锋意识觉醒的诗人，一代又一代地聚拢过来。那时，一个灵魂性的人物注定会被一再提起，他就是当时担纲《诗歌报》主编的蒋维扬老师。

　　1985年初，我正式调到合肥工作。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让我有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业余诗歌阅读与创作。那时，诗歌对于诗人就是个性化的硬通货，兜里揣着几页诗稿，走到哪里都会有当地的诗友倾囊款待。当然对于诗人，最好的情况还是自己的心血之作能在刊物上有个安身之处。有了新作，我就尽可能地直接送稿去编辑部。其时，《诗歌报》已改版为月刊。处熟了以后，蒋维扬老师也电话约稿，有时他还将用于封二、封三的装饰画寄给我，让我配诗。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就个人而言，算是一段创作活跃期。渐渐地，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陆续露个脸，自己还在单位里主持编辑一份内部文学刊物，同时和几个诗友还创办了诗歌同人出版物《诗方式》。1993年，我加入省作协。同年，成为省文联那一届最年轻的委员之一，更年轻的是黄梅戏演员韩再芬。从第三届到第六届，我可能是忝列省文联委员时间最长的一位了。因深惭于尸位素餐，2018年趁文联办公室通知我再次填表的机会，我决意婉言谢绝了。

　　到了90年代后期，我将自己发表的一些散文、诗歌作品做了一番整理，后来出了个集子《风中的行走》。蒋维扬老师给作了一篇序《叙述的力量》，他认为我的散文创作比起诗歌似乎更胜一筹。集子出来后，兴奋过几天就有种深深的落寞感。我对它并不满意。对于一个懒散的业余文学创作者而言，集子一出就算是对自己有了个交待。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终于背对文坛，渐行渐远了。

　　最近几年，住家的地方离单位越来越远。每天上下班的路程，由原先的半个小时，拉长到两个小时，现在已超过了三个小时。无论在公交车上，还是在地铁里，一个脑袋空空的人，厕身于陌生的人群中，真的百无聊赖。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早年被深埋的关于诗歌的梦想，就像多年前考古出土的古代莲藕的种子，千年前就休眠的生命，遇到适宜的土壤、雨水和阳光，遽然间就有了新的呼吸——多年以后，久违的诗神再次悄悄地叩击心扉。这样，不管是现代诗，还是旧体诗，每天在嘈杂的上班途中，我总要在手机上敲出文字，来上一首。
　拭去几十年的心尘，诗歌，我要紧紧地牵住你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