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管邵守红叫小红，我大多数的时候也跟着这样叫，而很少叫邵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厮磨久了就有些平起平坐的意思，虽不敬，但小红小哥从未怪罪过。

　　小红和我家都住在一个居民区。我家在铁道边，他家在大道旁，面对中学、井沿和商店小王家的小卖店，中间只隔了四栋房和一条巷子，如此相近的距离，自然增加了我们的密切往来。比如我去井沿挑水，或是去小王家的小卖店买东西，时间不急，我可能就会拐进小红家玩会儿。小红若是上铁道南面的前山打柴，捡蘑菇或者采野菜，也往往会喊我们一嗓子。当然，这要在周三周六的下午(半天课)。周日，我们一般不去前山，而是沿着铁道一直往下走，直到土窝棚村站点，右转，爬上西山。

　　土窝棚西山，是远近闻名的盛产山野菜、野蘑菇、野果、木耳的地方，自然也是野兽出没、奇花异草的妖娆之所，囫囵囵的一面大山，隐蔽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但这里，通常不是一个人敢去的，往往要三五成群结伴而行。记忆中，小红和三哥是打过毒蛇的，也捉过刺猬，我则避之唯恐不及。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他俩手拿木棍，将蛇挑起，甩向密林深处。小红是跑山的一把好手，他总能在我和三哥不经意间发现成片的野菜或野蘑菇，但他从不吃独食，而是招呼我们过去和他一起采摘，不像有些人逮到大份儿闷不做声，生怕别人抢先。有时我们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分享小红的成果，暗下决心获得更大的收获，但常常事与愿违。

　　最终，小红还是分给了我们一些，让我们的筐同他的筐一样充实。

　　那时，小红和三哥都喜欢文学，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有共同语言。我则练习绘画，即使爬山越岭这些费力气的活计，我也要在兜里揣个速写本，装模作样地画山画水。要知道，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沉浸在文艺复兴的热潮中，一切美好的事情仿佛刚刚开始。

　　小红的歌儿也唱得好，野山幽林自然成了他的欢场，什么朱逢博郁钧剑郭颂王洁实谢莉斯及至侯德健罗大佑，他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不仅上山时唱，有时下河、放学，或是傍晚来到铁道上玩时也唱，惹得附近的居民都愿意听他唱歌，包括我爸我妈。小红经常来我家玩，有时赶上吃饭也一起吃，赶上过节包饺子，他也是一边帮着忙活一边唱歌。

　　小红也经常在我家留宿。我家虽然是一间房，但爸爸在矿上打更，妈妈有时带着弟弟去县城的二姐家，小红就几乎长在了我家，和三哥一起上学放学——如前所述，他们又多了文学交流的机会，甚至我也参与其中。比如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自制的笔记本，用来抄写名言警句(我还有两个剪报本，一个用来粘贴书法、篆刻，一个用来粘贴图画)，钢笔水除了普通的蓝色外，还有少见的黑色和绿色，字体也以仿宋为能，而不是大家一窝蜂的庞中华。

　　但那一晚，我却发现了三哥的一个秘密。半夜里，当我被尿憋醒时，听到他和小红还在唠嗑：

　　你和雅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同学们都在背后议论呢。

　　其实也没啥。不就是借给她一本书么。

　　那书里的信呢？据说还附了一首诗……

　　“四子！四子！”三哥突然叫我。小红问叫他干嘛？三哥说看他睡没，别让这小子知道我的事，告诉爸爸。

　　大约1978年吧,三哥初中业，接爸爸班上矿参加工作。小红则参加招工考试，成为一名矿山井下工人。五年后，我考上技校，和三哥住在灯光球场同一个宿舍，小红住在红坑口宿舍，彼此往来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那时，三哥和小红都已渐渐地远离了文学。后来，三哥上的电大也不是中文班而是企管班，小红也已在工区当了班长。小红和三哥一样都不大喝酒，但歌儿依然唱着，又弹起了吉他，经常参加矿山文艺演出。印象中，小红还送给过我一把吉他，可我只会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哗啦哗啦啦啦，颤音永远拨弄不准。后来我技校毕业，正好分配在小红所在的工区，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地表卷扬工，但这个工种责任重大，且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甚至一辈子。于是我自愿申请到千米井下的小红班组，做对铃工，一二三班倒，但我却很少上夜班，即使白班，也是经常跟着小红屁颠屁颠地四处溜达，美其名曰检查工作。小红让我省下更多的时间看书和学习，后来，又推荐我到工区当工代员，直到1988年我调离那里。现在想来，那两年该是我和小红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光，也是最为难忘的时光。

　　1998年，我离开老家到外地谋生，就很少和小红联系了。最近一次见面，也是在三年前，我陪北京的几位作家朋友回老家玩，这时小红已经是工区长了，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安全帽，带我们参观了我曾工作过的地方，并详细地讲解了矿山技术改造工程及发展前景，也给我的朋友们捡了几块矿石，作为纪念。

　　小红说，四子是我四十年的兄弟了，亲哥们一样。
　四子是我的小名。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