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批出生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学子，绝大多数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但我们在进入高中时期又遇上了一个好时代——高考恢复了。无论是老三届还是应届生，都无比珍惜这个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读书的怀宁县黄龙中学是一所标准的农村中学，生源包括当时黄龙大区所辖的四个公社的学生，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我们中学升学率达到40%以上，在怀宁县名列前茅，在全省也小有名气。

　　1980年前后，黄龙中学有三个毕业班，两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我被分在文科班。按惯例，毕业班的班主任不是语文老师就是数学老师，朱守芬老师教地理，也许学校考虑朱老师责任心强，让他担起班主任这个重任。

　　我家距学校约三公里多。学校条件极为简陋，无法容纳全体学生的吃住，只好对周边三个大队学生实行走读制。我每天四趟来回，要浪费好几个小时，特别羡慕住校学生。最后半年，学校对周边学生开了个口子，允许我们在学校搭伙，但晚上还是要回家住宿。晚自习10点多结束，学校到家隔了一个大山冲，我一个人绝不敢单独行走。我妈每天晚上到黄龙街上等着，晚自习结束后我再和我妈汇合。

　　1980年早春时，接连下了几天雨，奇冷，我心疼母亲，头天就对母亲说，明天你不要去接我了，我和邻村的一个理科班同学一起回去，我先到他家，再让他父亲把我送回家。由于事先没有沟通好，这位同学晚自习上了一半提前离校了。晚上10点准时下课，我徘徊在教室的屋檐下，心想着只能在教室里熬一夜了。就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朱老师来了。他有个习惯：每天回他自己的宿舍之前都要到教室和学生宿舍巡视一遍，待学生全部安定了，他才安心地回去休息。他一见我，立马问是怎么回事，我吞吞吐吐，最后才说我想在教室里住一晚。他立马说，你想冻死呀？天这么冷！跟我走，今晚我俩一起挤一挤。我也就乖乖地跟着朱老师来到了他的宿舍。朱老师打了一盆水，让我洗冼脚。我们农村孩子一双袜子要穿好几天，袜子一脱就有味道，我在洗脚的时候见朱老师皱了皱眉，不好意思笑了笑，他也哼了一声，说是有点味道。他让我睡里边他睡外面，我诚惶诚恐地脱衣钻进被窝，直挺挺地一动不动。这时候老师的一个举动更加剧了我内心的不平静：他把他的棉袄垫成方形，放在我的脚与他的枕头之间，因为我的个头较高，这样就可以把我的脚盖严实，同时也可以减轻散发的异味。我百感交集，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任凭泪水打湿枕巾……那晚，睡梦中的我感觉自己真的好幸福！

　　2018年五一节，黄龙中学78届初中同学在安庆办了个同学会，邀请了刘道荣、李金才、王宜等老师参会。与会的同学们轮流发言，我除了对老师对黄中的一番赞美、感激之外，还想把当年那个晚上的情形分享给大家，可我还没开口，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只好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我放下话筒的时候，眼角还是挂满了泪珠。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我对朱老师做的太少太少了。1990年代初，朱老师来安庆找过我，由于交通及通信不便，扑了个空，后来他就再也没有来过安庆。1990代中期电话开始普及，同学们一致认为要给朱老师家装上，黄玉发同学牵头收集安庆同学给老师安装电话的费用，我也只是按平均数凑了个份子钱。有一年教师节前夕，我与几位同学相约去看望朱老师，那时候他已完全没有听力，人也瘦得走形了，几乎完全不能发声。原准备请他去镇上吃顿饭，师母说不行了，不能动了。我们个个含泪失望而归，这是我最后一次与恩师相见，连向他倾诉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我最遗憾的就是在我有条件的时候没有接他来安庆住上几日，侍奉他老人家，以示我的拳拳之心。
　如今阴阳两隔，说这些再也无益了，我只能说一声：对不起，敬爱的朱老师！赵汪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