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军曾说：“某种意义上，一个作家童年或少年的记忆，决定了他今后写作的方向。一种地域文化，对于一个作家意识的形成，是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因而，他喜欢将那些回忆皖南旧事的文章放在散文集的开篇。他对故乡的人和事，始终充满了深深的眷恋，那种情愫就像其笔下梅子岭的炊烟袅袅升腾，优美且动人。

　　喜欢潘军散文，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的文字。记人叙事，简洁恬淡，既不拿腔捏调，也不居高临下，就像两三知己灯下夜谈，或直抒胸臆，或信手拈来，或诙谐风趣，自有一种韵味，让人沉浸其中。忆旧的一辑，最出彩的莫过于外祖母的形象，仅仅撷取了几个细节，比如镇定自若闯过日本兵和伪军的关卡，深夜怒掀外祖父的赌桌，不卑不亢顶撞剧团团长等，就传神地勾勒出外祖母虽目不识丁却生性刚烈、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

　　潘军身上有着典型的文人气质，心气高，底气也足，是一个很直率、敢于流露真性情的人，这些都决定了他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顺风顺水。1989年秋天，他离开安徽省委宣传部去了省文联，从1992年起，潘军又过起了孤身漂泊的生活(他自己称之为自我放逐)，先去了海口，之后去了郑州，最后是北京———合肥两地跑，就这样跑了六年。

　　文集中的多篇散文都写到这段坎坷困顿的人生经历，一方面使他身心俱疲，看透了世态炎凉；另一方面，他更真切感受到友情的可贵。比如，刚到文联时遇见的老唐(唐先田)，他一直为潘军的前程担忧，不过从不进行劝慰，而是一如既往地与之作随意性的聊天。再如，潘军刚到海口时，素未相识但极具热情的韩少功不仅为他安排住宿，并邀请其到家中吃饭。正是朋友们的理解与不离不弃，使得作者感觉彼此靠得很近，冷漠中的缕缕温情，支撑着他度过最背时的那些日子。作者由衷地感怀：“人这一生下来，其实最后得到的就是几个好朋友，因为父母终归要离去，儿女也终归要自立，能够相依为命的，惟有朋友，至于我，田瑛便是。”

　　就从内心而言，文学在潘军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当老唐明确地表示不主张他南下去经商时，他说的一番话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安静地回到自己的写字台前，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潘军没有食言，所以下海归来后的他呈现出井喷状态：2000年，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内的国内七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出版了他的16本书，这在中国出版界十分罕见，被称为“潘军年”，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而他编剧本、做导演，摄制的电视剧如“二战三部曲”——《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等都热播荧屏，红极一时。然而，潘军骨子里是把挣钱和写作严格区别开来的，就比如做电视剧，还是为了挣钱，没有成就感。他更愿意进行的是那种遵从内心的写作，恪守文学立场的写作。潘军所向往的是一种诗意的生活，喜欢传统文人的风范，喜欢士大夫式的清雅，尽管现实和理想永远有距离。

　　盛名之下的潘军，有着异乎寻常的冷静与清醒。自序中，他直斥那些散文明星一方面可以对老实的学者兜售矫情笔法，另一面可以向正经的作家贩卖所谓的学养，颇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摆脱了名利诱惑与羁绊的潘军，既不申报任何职称，也不担任任何职务，正因为无求于人，所以才敢于说不；才能抑制骨子里的轻薄，内心保持住一份宁静。而他最希望的仅是自己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或者比较纯粹的作家。

　　2017年，潘军离开寓居十几年的京城，回到了故乡安庆，为其书房和画室取斋号“泊心堂”。他每天早上去泊心堂，沏一杯茶，执一管笔，很随机地点点染染写写画画，践行其“六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之约，而后便有了《泊心堂记：潘军文墨自选集》，收录其绘画赏画后的心得与感悟三十余篇，画作百余幅，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潘军的这些散文，延续了一贯的风格，诚如他所言：“从前看齐白石，不觉得妙，如今读来，妙不可言，知道了一种大巧若拙的美。但凡文学艺术创作，朴素的美终是大美。”而知人论世，更有着阅尽沧桑之后的睿智和淡泊。譬如，《醉翁之意不在酒》评说欧阳修“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摆脱政治上失意的阴影和诽谤的困扰，寄情于山水，诗酒逍遥，并作出惊世之作，可见是老江湖。”出语颇为新奇。《燕赵悲歌》则由荆轲刺秦引申至不肯过江东的西楚霸王项羽，直言：“说到底，我们至今缅怀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正义，一种血性，一种肝胆相照的侠气，一种慷慨赴死的豪迈，这便是高贵的英雄气，浩然长存天地间。”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陈师曾在谈到文人画的要素时这样指出——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可见，这已经不是画的境界了，而是人的境界。”笔墨春秋，画中人生，潘军正以此自勉，潜心作画和写作，努力达于其境。陈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