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旅社位于浑河南岸，每次来市里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我和赵哥都相约住在这家旅社的同一个房间，临阵磨枪，共赴考场。1980年代初，县城还没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场。我们早上从县城坐长客出发，下午才能抵达市内。

　　我和赵哥同在机关工作，都是涌动在八十年代文学大潮中的文青，参加自学考试第一要务是拿文凭，其次丰富文学阅历，对我而言，还为转干。1983年转干，条件是1980年1月1日之前的代干人员，我是复员兵，三月入职，就差一点点。转干的另一个硬件是级别要股级以上，我是县委政研室干事，组织部门没有文件证明我属哪一级别，马上下文够股级也于事无补。没转干的工资比同龄人少涨半级，我发奋自学的动力就包括了拿文凭，转干，和涨工资。八十年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改革开放赋予年轻人使命感、进取心，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必须从我做起，时不我待，奋斗、拼搏的风气，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共十二个单科，每年考两科，时于冬夏，这种学制好像量身为我打造的，相对灵活，自由。赵哥是68届初一，我是74届中学毕业，连高中学历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点阅读中外文学作品的底子，及同龄人普遍迸发出的韧劲——誓把在“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和青春夺回来。自学伊始，没有统一教材，我们到处搜集相关书箱和资料，去图书馆查阅，手抄，与别人借，东拼西凑，直到有了统一教材。备好书箱和资料，开始带着学，然后重点学。考试前的一个月开始上量，加班加点，点灯熬油。当时居住条件有限，下班后就留在单位学到小半夜，回家后为不影响妻儿休息趴在锅台上习写。临考的最后一周，我和赵哥就去住旅店，排除所有干扰，集中精力复习，像士兵打仗进入阵地一样。

　　人民旅社是国营旅社，一个大院，圈楼，三个分部，房间是普间，撑门面的房客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员，供销科驻在组。我和赵哥一如赶考的“秀才”，选一个房间，两张木板床，一台黑白电视，

　　进入房间即开始“悬梁刺股”——各自拿出自己的折子，用整张图画纸折叠而成的纸册，上面密密匝匝手抄了重点题和答案。我们把学到的精华与重点手抄到折子上，一个折子浓缩了一个科目，承载着我们的希望。我俩相互测试，你考我，我考你，相互提示，探讨，押题，取长补短，夜以继日。

　　夏天，我们在房间里穿背心短裤，摇着扇子。去食堂吃馒头，啃咸菜，馋了就兜一袋花生米，回房间喝点小酒。复习到头昏眼花，我俩从窗子跳入天井，打一会儿羽毛球。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县里还没条件实况转播，我俩则在房间里守着一台黑白电视一直看到天亮，过足球瘾。每次考试考场不固定，上次在河南某校，下次又换到河北某中学，考前头一天我俩要到考场走一遭，确定坐几路车到哪里下车，以免误了考试。十二个单科，就这样一次次住旅店，一次次闯关过隘。回过头去看，难啃的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想蒙混过关绝对不可能，没有毅力也无法坚持到最后，早就败下阵来。

　　1986年底，我历时三年拿到了十二科单科结业证书，比赵哥晚了半年。我的运气差了点，考过两科58分，每一次补考要半年以后。转年，我被选送到辽宁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学习两年，学习期间辽宁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证下来了，有关部门按国家规定自动为我转干，半级工资也如愿以偿补上了。
　这辈子我一直没有机会参加高考，是自学考试圆了我的大学梦，自学成为我一生的自觉。岁月不居，三十多年过去了，八十年代那一段发愤自学的履历一直令我骄傲，至今仍怀念进城赴考住旅店的那一个又一个紧张、充实、愉快的日子。解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