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学但凡有点了解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陶渊明的，不仅是因为那已被世人铭记的“桃花源”，还有那首心心念念的《归去来兮辞》。宋代欧阳修就赞曰：“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读到这句，我曾想，并非醉翁独爱陶氏，大抵因为其所言所行，让很多读书人都心生羡慕吧，毕竟，古代读书人多以致仕做官为途，期冀实现平生抱负。

　　无独有偶，在西方文学史上，也有可与五柳先生并提之人。一八四五年的那个夏季，亨利·戴维·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畔，修建小屋，躬耕不辍。从一八四五到一八四七，他在这里隐居两年，始终自耕自食，体验一种极为简朴自然的生活之余，更写下独居时的所见所闻所思。其后，这本书七易其稿，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

　　说来可笑，有段时间，曾把李健演唱的“贝加尔湖畔”与瓦尔登湖混为一谈。“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吉他伴着歌手微哑的嗓音，总让我想起瓦尔登湖的场景——在这么浩渺的湖面上，什么干扰都没有，即使有一点，也很快就会缓解消失，让人安静下来，好像在湖边汲取一壶水，颤动的水波流到了岸边，一切复归平静。

　　当梭罗隐居瓦尔登湖之际，正是资本主义浪潮冲击美洲大陆之时，物欲横流的社会，光怪陆离，身处其中总不免有被裹挟之感。梭罗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作此书，其崇尚极简生活、渴望回归自然的主旨，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可取之处。一如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二者虽有不同，却都有着文人的风骨与担当。

　　张定浩在《既见君子》中曾说，陶渊明文不如五言，五言不如四言。一首《停云》，读来颇有《诗经》遗风。五柳先生并非出世之人，有出世之心正因为入世太深。晋宋易主，世态动乱，东晋王朝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反而互相倾轧，连年混战。读《世说新语》时，曾有一个疑问，既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雅量高洁的魏晋名士中，为何独不见五柳先生？有人说，陶氏本非高门，在那个以家族出身论等级的社会，自然难以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我更愿意相信，当时的五柳先生远离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尚“不足为外人道也”。他笔下的桃花源，更多的不是神仙之所，而是俗世之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最大的成就，不在文采，而在那个理想之国。至此，陶氏想到的不只是个人操守的坚持，更有民生家国之忧。

　　乱世求长安，纷纭归宁静。人心所向。梭罗回到瓦尔登湖，固然有爱默生的影响，但同样是因为拜金与享乐主义的横行，导致追名逐利与疯狂掠夺。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作者漫步松林，拜访邻居约翰·菲尔德时，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如果你满怀喜悦之情迎接白昼与黑夜，生活就像鲜花香草一样芳香四溢，而且更有弹性，更像繁星，更加不朽——那就是你的成功。于是，整个大自然都向你表示庆贺，而你一时也有理由为自己祝福。

　　陶渊明用想象之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心灵幻境，成为国人追寻的“桃花源”。梭罗用行动之手，记录下个体对自然的探索，强调心灵沉浸在大自然中至诚的感动。在当下这个社会，同样值得一读再读。行笔至此，忽然想起五柳先生的名句，“安得促席，说彼平生”，不禁突发奇想，若是陶氏与梭罗能够穿越古今时空，促席而谈，会不会相见恨晚，惺惺相惜？

　　“世间万物，不管好坏，都像激流似的从我们身边逝去。”这个暑假，颇有些尘嚣四起，众生喧哗。网络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普罗大众的思想不免被席卷被裹挟。先有奥运健儿们的励志传奇，在网络上被肆意炒作，不加节制，后有娱乐圈的大瓜，不断刷新世人的认知，众说纷纭。还是回归桃花源，于书本中择一宁处，借助文字文学的力量，让心灵愈加丰满圆润。
　浮生喧嚣，愿你我都有一颗澄澈的心灵，以抵御俗世的纷扰。朱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