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升入一所中学读初一，当时“工人阶级”特别吃香，上面要求在校学生必须到工厂学习劳动，以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于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这些学生分批来到工厂体验生活。

　　一个初夏的下午，我们来到一家耐火材料厂，也就是烧制耐火砖的工厂。工厂师傅给我们安排的活是搬运耐火砖，用小推车把烧好的耐火砖从炉窑中搬出来，然后再把砖坯搬进去以便烧制。不经历不知道，烧砖的炉窑高达一千多度，尽管熄火冷却了好几天，但里面的温度还是有四五十度。工人师傅心痛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不让我们进入窑炉内，只在窑炉外搬运，但老远就能感到一股股热浪向我们扑来，炙烤着我们稚嫩的脸蛋和双手。不一会，我已是脑门发烧，汗流浃背了。我从小就被父母呵护着，连双袜子也没洗过，哪吃得了这般苦呀！可那时由不得你，谁也不想当逃兵，要想和“臭老九”划清界限，必须要经过这样的锤炼。

　　那天回家后，妈妈看见我起泡的双手和被炙烤得红里透黑的脸庞，心痛得不行，赶紧让我换下湿透了的衣服，破例给我炒了两个鸡蛋吃，那时生活清苦，家中只有顶梁柱的父亲才能享受到这样待遇。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金黄色的鸡蛋，生怕被弟弟妹妹看见了。那一刻一种成就感油然在我心中产生，我快长大了，以后当了工人挣钱了，也能享受和父亲一样的待遇了。

　　那次学工之后，同学们都累得苦不堪言，以为熬过这一次就完了，可以安心上课了。可不久我们又接到老师的通知，说是一次学工不够，还要再学一次，这一次我们要去下矿井。啊，下井挖煤，我们这小小年纪能行吗？井下是什么样子？有危险吗？带着一连串疑问，我们于一个早晨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矿山。

　　我们先换上了工作服，每人领到一盏带蓄电池的矿灯，戴好安全帽和矿灯后，我们跟着师傅进入了罐笼，地面距离井底有一百多米，电钮启动后，罐笼嗖嗖地往下沉，只觉着有风往耳朵里面灌，耳朵涨得痛。到了井底后，就坐上电瓶车开向作业区，下车后又走了一段路才来到采煤区。不到井下，根本就想象不到井底的沉寂和原始，空空的巷道，一排排的支柱，漆黑的煤层，我们头顶的矿灯像一只只萤火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世界里游动。那时的机械化程度还不高，我们的工作是用铁锨把煤装到矿车里，然后一车车地运走。煤层高的地方可以站着工作，煤层低的地方，则需要弯腰甚至匍匐着干活。原来我们烧火做饭的煤就是这样一铁锨一铁锨挖出来的，真不容易。

　　午饭是在井底下吃的，自己带的馒头和榨菜，手上有煤灰就用纸包着吃，然后喝点开水解渴，小憩后又接着干。虽说又累又脏，可当想到这闪亮的乌金将被一车车运到地面上时，心中竟有了几分自豪感，说不定哪天妈妈做饭用的煤，还是我挖的呢。上井后，蓬乱的头发，漆黑的面孔，我们竟互相认不出来了，赶紧去澡堂洗个澡回家吧，给家人报一个平安。

　　多年后，当我学习写诗时，曾这样写道：“罐笼提着我们一群疲劳的普罗米修斯，在进行了艰辛追求之后，我们离开了倾泻着力和爱的世界，带来了火种，带来了光明。我们上井，我们上井，我们是一群年轻的盗火者，带给祖国又一个灿烂的黎明。”
　两次学工往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每每想起，感慨颇深，五十多年过去了，一直在心底珍藏着。耐人寻味的是，后来我还真的当了工人，和炉火浇注机相伴了十四年，因而我一直懂得劳动的辛苦和汗水的苦涩，所以我始终用手中的笔，为平凡的劳动者歌唱。孙秀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