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春阳

　　我和铜陵报社有不解之缘。

　　早在1974年底，我就作为铜陵县两名学员之一，参加了《铜陵战讯》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凭刻苦努力和还算灵敏的新闻鼻、新闻眼,很快成为骨干。发稿数量和质量得到明显提高。特别是我采写的长篇通讯《喜事新办》，配合照片，发了一个整二版。因为迎合时政需要，曾轰动一时，得到总编和市委政工组领导高度认可。两个月的培训班结束后,编辑部报请市政工组同意,将我留用。可我是农村户口,农民是无法长期在报社工作的。而当时要“农转非”简直比登天还难。两个月后，我只得回到家乡,在钟仓公社办公室当了个编外的秘书干事。

　　1982年,我在文化站时,转了城非户口,并被确认为“馆员”，有了正式工作。《铜陵报》闻讯又把我“借”了去,并专门为我在天井湖宾馆三号楼包了一间带电话的套间。这在当时来说，豪华得近乎奢侈。可见，报社领导对我的重视程度。同时，还专门向市委有关部门报告,再次要把我调到报社。我也发奋努力,全心写稿,且成绩斐然。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四月十三日的《铜陵报》。我一人在这张报纸上发了两条消息,其中一个头版头条,另加一个短篇小说。但最终仍没有调成。公开的理由是，因为我虽是城非户口,但只是个集体干部，不符合当记者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边是报社调不去，一边是县文化馆催要人。我只得在半年后悻悻然回到文化站。

　　我的记者梦在1986年又死灰复燃。那时，我“电大”已毕业，并转为了国家干部。那天，县委查君德书记到乡里调研时宣布，市委周书记点名要调小钱到铜陵报社工作。同学、同事都为我高兴，争先恐后地设宴欢送我。报社总编也热情欢迎。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到报社当记者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但迟迟不见正式调令。我深深感觉到，去报社工作的程序还很多；路，仍然很遥远，不禁有些心灰意冷。这时，家乡党委召唤我回乡工作。我决心转轨定向，回钟仓乡当了党委组织委员。

　　我这一次在报社时间最短，只零星跑了二十多天。掐指算来，十多年间，我三进三出铜陵报社，而今想来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