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账本，有他自己写的，也有我誊抄的，上面布满了油渍，猪肉的油渍。这个账本，不是家里的日常开支账，而是父亲肉摊买猪和赊出去的肉账。

　　14岁，父亲去食品站做屠宰学徒工，也就是杀猪卖肉。在一次业务大比武中，父亲获得了第一名。没想到的是，这次比武的奖品居然是转为正式职工编制。就此，父亲吃上了商品粮。

　　商品粮一度让农村人很羡慕，可父亲每个月拿的工资远比不上农村里的木匠、泥匠、裁缝等。家里总捉襟见肘。

　　猪肉市场放开，不再凭票买卖，食品站开始亏损，最终走到了解散的地步。父亲下岗了。也就在那年，因一次车祸父亲失去一根半手指头。那年春节，家里是灰色的。

　　没有工资，家里还有老人和四个小孩要上学。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父亲决定单干，支起个肉摊，做个体户。他知道，除了杀猪卖肉，自己别无所长，更何况手还伤成那样。

　　就这样，父亲用三根手指头操持起了重重的屠刀。以前轻轻一剁就断的猪骨头，不知怎么变得特别硬了；以前一刀准的父亲，剁肉总是要差上好几两。有时骨头没剁烂，却连带着把肉剁得粉碎。为了留住顾客，父亲总会切一小块肥肉给顾客作为补偿。因父亲的老实为人、诚信经营，肉摊慢慢地成了镇上生意最好的。

　　生意虽有，但赊账的人不少。那时候，乡下人大多数手头紧。即便有点钱，也得备着买化肥种子，或留给孩子上学。想解馋吃点肉，往往去肉摊赊账。

　　父亲读了四年书，却只上完二年级。幸好在食品站那些年，他参加了扫盲夜校，学着看报，多少学了几个字，但文化水平仍十分有限。记账时，遇到不会写的名字，要么请人代写，要么写个音相近的字或生造一个字，实在不行就画个圈，等回家后让我补上。我帮父亲誊账本，若他不在旁边，根本无法抄写。

　　那些赊账的人，要么等卖棉花或谷子时还钱，要么等过年再还。欠账的人多，资金周转不开，父亲只好找亲戚借，决不拖欠卖猪人的款子。所以，账本上付猪款的账很简单，总是写着一个大大的“清”字，意味着与卖猪的人清账了。

　　不到过年，父亲不会上门收账。小年一过，父亲便骑着自行车去各村子收账。肉账数目虽不大，却也不好收。

　　赊肉时，他笑着脸求你卖给他；还账时，倒觉得你欠他似的。没钱还的，父亲让他们继续欠着；赖账的，父亲则不会轻易放过，非得吵个天翻地覆不可。“你红唇白牙，只顾吃肉时爽，哪有吃了不认账的？”这么一吵闹，总会引来人围观。因父亲诚信经营，远近有着不错的声誉，赖账的人往往架不住周边人的公道话，便认账了。

　　有人虽然承认欠钱，却总说手头上没钱。对他们，父亲往往相信，让他们等有钱时再还。可有人并非真没钱，而是总想留点钱过年耍牌。父亲知道了，来年再也不会赊肉给他。

　　有一年，遇到了一个有钱却不还账的人，气得父亲吃不下饭。看那情形，正在读高中的我自告奋勇去收那笔账。当时港台电视里的蛊惑仔装扮十分流行。我戴着一幅墨镜，穿着一件银白的马夹，用水把头发打得湿漉漉的，手上还耍着一根短钢管，看上去就像电视里的个小混混。没想到，那人二话没说，一次性把账结清了。

　　回来后，我很得意，父亲却沉默了，再也没让我去收账。后来才知道，父亲觉得扮恶人得利会把孩子带歪，所以他宁可烂账，也坚决不让我去收。

　　父亲的账本里真有些烂账。有些老人生病了，想吃肉，手头又没钱，就到父亲的肉摊上来赊。其他肉摊都不赊，生怕老人死后孩子不还。对那些老人赊肉的要求，父亲从不拒绝。有老人在走之前给后人留下话，“人死债不烂，一定要把欠老王的肉钱还了。 ”有人来还，父亲照样收下。有老人没来得及说，父亲也不去讨要，权当做了善事。

　　父亲的账本，很多是写在烟盒纸上。有的是一个星期的账订在一起，有的是一个月的账订在一起，满是油渍，散发着肉味。

　　后来，父亲的单位改制了，他如期拿到了退休工资，便停了肉摊。

　　翻看那一堆旧账本，有几千块钱没收上来。父亲点了一只烟，思索良久，拿来一个铁盆，把所有的账本点了。“欠账没还的，有人是赖账，也有人是真困难。一把火烧了，谁也不欠谁的了，干干净净，了却烦恼事。 ”父亲说。

　　那些账本，是父亲曾经的生意，也是他的汗水与奋斗。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往，留下的只有温暖与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