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39年，八岁时就在我大姑的村子给地主家放牛，十八岁那年开始在我们村的后山挖煤。以前的煤矿都靠人工开采、矿底潮湿、阴暗，他也由此终身落下关节酸痛的毛病。

　　父亲挖煤时，爷爷早已去世，大姑和二姑也已出嫁，大伯和二伯常年在外，全家生活的重担就落父亲一个人身上。父亲是个孝子，他就是靠这一点卖苦力的钱，养活奶奶和小姑(也是他最疼爱的小妹妹)，自己却经常饿着肚子。

　　我姊妹众多，有五个姐姐，还有两个早夭的哥哥，我时常想，假如有一个哥哥活下来，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父亲没有念过书，因而特别懂得没文化的辛酸，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尤其对我，特别严厉。上学时，我特别羡慕同村其他孩子，他们一放学就能在一起做游戏，而我只能回家看书、写字，以致村子里的大人小孩都以为我古怪、不合群。念小学时，我家离学校大概有三四里路，有一年冬天早晨，外面下大雪，路上积雪大概有一尺多厚，父亲拿着铁锹在我前面一步一弯腰，硬是铲出了一条路，蜿蜒到达学校。这条路延伸到我的人生中，让我在遇到困难时不退缩，让我时时刻刻记得父亲的殷切期望。

　　正是因为有父亲这样的严厉和期待，我才能成为村子里第一个跳出“农门”吃上“皇粮”的人。

　　我家那时有好几亩芦苇荡，芦苇可以卖给盖房子的人家，每年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姐姐们闲暇之余加工渔网，也能挣一些钱，家里的经济条件还算说 得过去。经常有亲戚朋友来家里借钱，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弄些钱，递到他们的手上，此外，还会买来酒菜，好好招待人家一番。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打酒醉朋友。”意思是，客人来了，家里再穷，也要买酒买菜，让朋友吃好喝好。这种骨子里的好客和侠义，至今也影响着我。

　　父亲没念过什么书，虽然通过自学也认识不少字，但他知道自己文化少，难堪“大任”，当了几年村书记，就主动请辞。乡里念他为村里做了不少贡献，准备叫我初中刚毕业的大姐去当代课教师，父亲对乡长说：“她文化少，如果请这样的老师教我的孩子，我也不愿意。”乡长无语，也感动。大姐那时如果能当上代课教师，如今应该也早已转正了，日子肯定和现在过得不一样。

　　最让父亲引以为豪的是我。我是村里第一个考出来的，毕业后又分到安庆石化，是央企，这让他这个老农倍感有面子。妻怀孕后，我就将父母接过来一起住，以便相互有照应。他和母亲也很快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母亲帮忙买菜做饭，父亲帮我们带孩子。他那时对我严厉，但对我的儿子完全不一样，宠爱有加，恨不能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我和妻子平时都上班，很少有时间带，儿子从出生到上小学四年级之前，基本上都是父亲带着的。我有时看到他领着儿子出门、进门的那副表情，既开心，也感动——他是多么爱他的孙子啊！那几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吧？

　　但幸福并没有延续太久。几年前，父亲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食道癌，手术一年后癌细胞发生转移。弥留之际，母亲征询他身后是回老家还是留在安庆，他说：“在安庆不是要花很多钱吗？！”他说的花钱，是指买公墓。但我知道，他内心深处是很想留在安庆，这样也方便我们以后祭奠。母亲说了一句：“这是他们应该花的。”父亲沉默不语，但他心里一定是欣慰的。

　　2013年11月19日，时值初冬，小雪刚过，天气寒冷。那天凌晨，父亲躺在我的怀里，我拥着他，握着他的手，他慢慢地闭上眼睛……

　　上个月，大姑去世了，年近百岁。大姑落葬在父亲当年放牛的地方。那天，雨特别大，我站在大姑的坟前，眺望大雨之下连绵起伏的远山，仿佛看到一个稚嫩、孤单的乡下孩子牵着他的牛，全身湿透。那一刻，我的脸上有雨水，也有泪水。
　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