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七一

　　明正德十五年春，正是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王守仁由南京回南昌。一路溯江而上，也许是逆水阻风，也许是心有波澜，或二者兼而有之，总之，王守仁无心于江岸之上的桃红柳绿、水村山郭，他感觉有点疲惫。船至铜陵，行程过半，他决定泊舟鹊岸，上岸去看看这块具有表里河山之势的地方，取天井之水洗把脸，再去沐浴一回五松松风。

　　王守仁弃舟登岸，也不叨扰县中衙吏，直奔五松山而来。他于山中访到太白书堂，那是李白当年曾留下“龙堂若可憩，吾欲归精修”之诗句的地方，桧樾之下，书堂及太白祠修葺一新。书堂四周，唯松涛而已，远处，偶有山鸟鸣涧。王守仁礼拜毕，复往铜官山。此时，夕阳西坠，铜官山笼在夕岚里，山之北麓，绿树修竹间，有夕烟袅袅，黄墙琉璃隐约可见，那就是王守仁打算拜谒的灵祐王庙。这个灵祐王，晋时在浔阳做太守，姓张名宽，卒后，萧齐时，庙食铜官。唐中和间，阴有助战功，观察使裴肃奏封保胜侯，宋度宗增爵封为灵祐王。

　　“张宽没后成为神。一夕，乘铁船顺江而下，至铜官，为凡人所见，船遂溺，而首尾漏焉。”早斋后，庙祝带着王守仁去观瞻铁船遗迹，一边走一边说着这位灵祐王怎么来的铜官山。他们一起来到五松山前，湖田之下，但见有土阜仿佛船只模样，首尾相距百十武，均裸露出积铁。守仁睹铁船人去船空，思神话流风未坠，驻足凭吊良久，羡张宽得缑岭之快意，叹自身陷红尘之困顿，感慨系之，乃作《过铜陵观铁船》，题石上。

　　王守仁回到鹊江船上，一腔愁绪逐浪高，更兼燕语侵愁，花飞撩恨，凭吊铁船之感慨又添几分。思之良久，他命仆役磨墨展纸，要把观铁船诗誊写下来，并分享给谢源。于是，一件艺术价值与史学价值兼备的国宝，在铜陵鹊江岸边诞生了——这就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铜陵观铁船歌》纸本长卷。

　　纸本长卷为行书，纵31.5厘米，横771.8厘米，分为歌序、歌词、署款三部分。现将其文迻录如下：

　　铜陵观铁船，录寄士洁侍御道契，见行路之难也。

　　青山滚滚如奔涛，铁船何处来停桡。人间刳木宁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载，山头日日长风号。船头出土尚仿佛，后冈有石云船稍。我行过此费忖度，昔人用心无已忉。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秦鞭驱之不能动，奡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访蓬岛，雷师皷舵虹为缫。弱流万里不胜芥，复恐驾此成徒劳。世路难行每如此，独立斜阳首重搔。

　　阳明山人书于铜陵舟次，时正德庚辰春分，献俘还自南都。

　　纵观二十句歌词，开头八句，为一般铺陈，接下来，切入正题，诗人要乘此铁船访问的地方是蓬岛，这么遥远的地方，即使是请雷神掌舵，用彩虹作缆绳，也恐怕就像细弱的溪流，流经万里，终会枯竭，连细微的芥子也浮托不起一样，终究仍是白忙一场。正题主旨是说“世路难行”，并与长卷歌序所说“见行路之难也”相呼应。

　　王守仁作“行路难”之慨叹，绝非装腔作势、无病呻吟，而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有感而发，是他遭遇政坛风险与人生坎坷的真实写照。

　　这须得从他平定宁王宸濠叛乱和三次献俘说起。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宸濠反叛。七月，王守仁以副都御史提督南昌、赣州、汀州、漳州军务，主持平定宸濠叛乱，鏖战四十二天，生擒宸濠本人。按道理，这是一件令朝野额手称庆的喜事。可武宗皇帝七月已经宣布要御驾亲征(实际是想借此南下玩乐)，八月二十，武宗发京师；二十四，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秘不发。更奇葩的是，武宗继续南下，不是往江西，而是往南京，并且要王守仁将宁王押送到南京(正德十五年闰八月三十，武宗于南京广场当众释宸濠等，又伐鼓鸣金而擒之，以示为自己所亲俘)，于是便有了王守仁三次献俘。

　　第一次：正德十四年九月十一日，首出南昌。此次为了躲避张忠、许泰等人，特别从玉山入浙北上，上书请献俘，欲止帝南征，帝不许。十月到达钱塘，不得已，将宸濠等逆犯移交太监张永。此次对王守仁打击较大。因为战擒宁王宸濠，不仅无功，而且有过。“从征官属”出生入死，也未获任何封赏。守仁心中不平，故在西湖净慈寺称病。同月稍后，北赴京口，又至金山寺散心。十一月，闻武宗南巡，已至淮扬，欲从京口北上拦截晋谒。大学士杨一清固止之。此时适奉诏命巡抚江西，不得已，由京口乘船沿江西上，经湖口入鄱阳湖，大约于十二月初返回南昌。

　　第二次：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得旨解送其他囚犯至南京，遂再出南昌。此次乘船经鄱阳湖入长江，行至芜湖，复遭太监张忠、许泰等阻拒，令速回江西安抚军民。此次对王守仁打击更大。《明史·王守仁传》称武宗“乃遣(守仁)还镇，令更上捷音”，应该系于此次。返回途中，经过庐山，重游开先寺，在寺内按照武宗旨意更拟“捷音”：“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将功劳归于武宗了，并于读书台后留下石刻(此石刻今存，名《平宸濠碑》，在江西星子县南康镇秀峰寺内)。但从仍“书从征官属列于左方”来看，守仁对“从征官属”未获封赏还是耿耿于怀的。

　　第三次：正德十五年二月上旬，王守仁刚回南昌没几天，又奉太监张永幕士钱秉急报，以为武宗愿意接见，遂三出南昌。由于是张永私人加急密报，不便张扬，遂以“观兵九江”为名。此次仍乘船经鄱阳湖入长江，行至上新河，也就是龙江，又为诸幸谗阻，不得见。上新河、龙江与南京近在咫尺，长卷署款称“献俘还自南都”，即指此而言。此次对王守仁打击最大，据《王文成全书》卷三三《附录二·年谱二》的记载：这天夜里，王守仁“中夜默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思曰：‘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谓门人曰：‘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这回他连求死、遁世的心都有了。也就是此次，由上新河、龙江沿原路返回，经过铜陵，已是同月下旬春分节令，写下这件《铜陵观铁船歌》长卷。署款仍称“献俘”，还是暗含为自己也为“从征官属”表功之意。

　　王守仁三次希望晋谒武宗，三次都沮丧而归，怎不慨叹人生行路之难？他要寻访的蓬莱仙岛太遥远了，即使有了铁船也是枉然，最后只能孤独地站在斜阳之下，面对千年铁船，不断地搔首沉思。观铁船后几日，他游览大通古镇，写下七言律诗《泊舟大通》，其尾联云“独奈华峰隔烟雾，时劳策杖上崔嵬”，也是这种心绪的延续与再现。

　　王守仁的这种嗟险阻、叹弱流、蓬山万里路难行的慨叹，本不足为外人所道，在当时也不便、更不能为外人道。他仅仅分享给了谢源——“录寄士洁侍御道契”。士洁，即谢源。其缘由有二：其一，王守仁与谢士洁先后曾任庐陵知县，二人在位，皆政望蔚然，惺惺相惜早焉；其二，王守仁讨伐宁王宸濠之役，适遇巡按两广御史谢源回京复命。于是守仁行具本奏，留其军前协谋行事，并各哨官兵俱听监督；各哨擒斩贼犯，送发御史谢源审验明白，从实直纪。二人在讨伐宁王上可谓是同舟而济，相救如左右手。正因为若此，守仁引士洁为“道契”。道契者，思想一致﹑志趣相投、一同修道的至交之谓也。

　　《铜陵观铁船歌》长卷，其史料价值不仅仅在于还原了王守仁三次献俘尤其是第三次献俘的历史事件，它让我们得以窥一斑而知全豹，王守仁“心学”之形成与深化，与这段时间的种种遭际及其心路历程应有密切关系。

　　史称“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王守仁，不仅在哲学、思想、文学、军事等方面多有建树，而且工书法。他自幼取法书圣王羲之，三十岁时，书法已达到较高境界，形成个性风貌。他为官后，书艺还受到当时的书法大家李东阳和陆深的影响。四十岁以后，其书法功力臻于纯熟，随意自然，笔韵精湛，不失法度，笔意蕴藉而隽逸，豪放而舒展。他的书法如其人品、气质、学识一样，在章法、运笔上自然天成，和谐统一，无故作姿态、哗众取宠之意。《铜陵观铁船歌》纸本长卷，为行楷，每行以三字居多，行间疏朗，字间互不连属，但每个单字却牵丝不断，如“观”“洁”“难”等。通篇字体修长，行笔快捷，骨力内涵，豪放中见沉着，遒劲中见秀丽，有米芾书法“沉着飞翥”之神韵。明代学者朱长春在评价王阳明的书法时说：“公书法度，不尽师古，而遒迈冲逸，韵气超然神表，如宿世仙人，生具灵气，故其韵高冥合，非假学也”。徐渭更是将其与王羲之相提并论：“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新建乃不然，以人掩其书”。斯论凝练、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