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轻时患上了肺结核，这病搁在现在并不难治，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治病的链霉素都要托亲戚从上海买来，加之家中孩子多，生活窘迫，一个鸡蛋都是奢侈品，更谈不上营养。1965年5月，我初中毕业考试那天，41岁的父亲撒手人寰，抛下了36岁的母亲和7个孩子。身为长子，我当时未满14岁，最小的弟弟出生才10个月，那苦楚的日子，到现在仍不敢回想。

　　这年7月，中考结束了，我被太湖师范学校录取。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可以端“铁饭碗”，这本是件喜事，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看着手里鲜红的入学通知书发呆。我清楚，父亲刚刚去世，家里负债累累，我上了学校，便意味着母亲少了一个帮手。想到这些，心里酸溜溜、苦涩涩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来。接到通知书那天傍晚，母亲带着我来到父亲的厝基旁大哭一场，她该有多少心里话要向父亲倾诉啊！天黑了，老鸹在树林里凄厉地叫个不停，一阵山风吹来，纸灰满天，我吓得心里毛毛的。

　　那些日子，我惶惶不可终日，未来，前途，像一涡没有流向的浊流在心里翻腾。

　　我考取中师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到了陈老屋生产队社员的耳里，这下可炸开了锅。有的说，他家年年都是短款户，欠了队里不少钱呢！有的说得更难听，不参加队里的劳动，却要去念书，难道还要我们供养他不成？其实，在大集体年代，社员们的想法也是合乎情理的。

　　生产队长陈文会是位老党员，觉得社员们说的也不无道理，只好好言开导大家：孩子念书很苦，好不容易考上了，不去念，岂不可惜？俗话说，人不死债不烂。欠的钱，日后让他慢慢还就是了。一天收工时，他悄悄对我说：“伢子，公社徐县委在我大队蹲点，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平日里开会讲话很有水平，你去找找他，或许有些希望。”

　　老队长的一席话，点燃了我上学的希望之火。经打听，徐县委就住在离我家不到一里地的陈桥生产队。其时，我虽初中毕业，但胆子小，平时见了生人，说话都是脸红脖子粗。也不知徐县委是个多大的官，一个毛孩子贸然去见他，会不会碰一鼻子灰……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第二天，我起了个老早，揣着几天来好不容易积攒的一点信心，决计去求见他。

　　徐县委住处的窗户是老式的花格窗，白纸糊的窗棂，门还没开。我怯生生地端详着房门，猜想见到的人是什么样子，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不一会儿，“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身穿中山装，面容清癯，中等身材的人，拿着牙刷正要到门口阳沟边刷牙。他看见站在门边的我，忙问：“是谁？有什么事？”他亲切而从容的语气，让我顾不上客套，连珠炮似的将我的家境以及想读书的愿望向他倾诉了一遍。他听清我的来意，又问了我的家庭成分，稍加思索说：“你的情况，我再了解了解，贫下中农的孩子应该多读书。”然后摸了摸我的头，慈祥地说：“回去好好准备上学去。”

　　他的一席话，使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下来了，我飞快地回到家把这话对母亲说了，母亲自是满心欢喜。后来在大队召开的一次生产队长会议上，老队长传达了上面的会议精神，把我读书的事说了一番，明确表态支持我继续上学。

　　有了这“尚方宝剑”，我终于如愿以偿迈进了太湖师范学校的大门，直至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
　多少年后，我才弄明白，“徐县委”就是当时的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徐煜同志。其时，他的一家下放在我家所在的陈桥大队。那个年月，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仕途并不顺畅。而如果没有徐宣委的仗义执言，没有老队长以及许许多多好人的关心和帮助，我的命运将是一种什么情形，就很难说了。从此，徐宣委在我心中的分量，便如一座大山那么重了。黄骏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