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葆菁

　　小时候，不通事理。受人之惠不思报答，济人之困却沾沾自喜。跟着大孩子们后面瞎嚷嚷：在这个世界上，我谁都不欠。

　　长大了才慢慢懂得，其实不然。

　　我22岁那年，母亲病故了。当时我在西安读书，交通不便，经济又拮据，父亲是半个月后才写信告诉我的。悲痛之中，我想到母亲为我操劳一生，原想等我毕业上班后好好孝敬她，没想到疼我的母亲把这个机会也带走了。回想母亲为我受的累和苦，我下辈子也还不清她的恩情。

　　牵着我长大的，除了父母，还有老师。1994年，当我回到阔别37年的故城六安时，第一件事就是寻访我的老师。当我走进小学教授我美术和音乐的谢敏老师住的小平房时，他不但记得我的大号，还能喊出我的乳名。我读初中时他调到市庐剧团担任舞美设计和作曲，还利用我寒暑假时间约我去为团里画过布景和海报，没有外人时他就唤我乳名。我的水彩画和识谱都是他教出来的。谢老师眼睛高度近视，后来几近失明。我第三次去看他时，他摸出早年创作的戏剧和戏歌作品在省电台播出的录音带放给我听。他一边和着录音机播放的词曲哼唱，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轻打节奏，声情并茂，兴致盎然。师母说，他几十年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了。当我第四次要去看他时，他家人说谢老师一个月前去世了。想到老师给了我那么多，而我带给老师的快乐不仅短暂，且无法弥补。所有的泪水也难填我的抱愧！

　　第一次高中同学聚会时，我们请到了16位授课老师坐在台上。那欢乐的场面和老师们当年的音容笑貌都牢记在我心中。自那之后，我每年至少去看望老师一次。到了后十几年，恩师相继乘鹤西去，如今只有一位老师健在了。老师用人格和知识把我们送进高校，送进社会。恩重如山！可老师临走时我全不在他们身边，为他们送行，心情只能停留在永久的忏悔之中。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老同志们不但把我当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爱徒关心和培养，还把一份份荣誉让给了我。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后来渐渐觉得，大家都做得很好，是大伙儿把荣誉和好处让给我的。现在想来，实实亏欠了他们，脸上自然发烧。可惜这些已难以更改了。

　　一位我的学生毕业数年后来看我，带来礼品。我说太重了，不能收。他说当年他经济困难自学考试没报名，是我替他报了名，交了费，结果考试通过，中专生拿到了大专毕业证，这礼品就算补交的报名费吧。他又说，打那之后他一发不可收，如今已拿到了硕士毕业证书，各种资质证书好多本，还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听罢我很欣慰。但他在网上发过一篇文章，说我如何的好，夸张了，其实我没有那么好。还有，常有朋友和学生提到我时用了许多好听的词汇，我很害怕，其实我远远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我愧对朋友们的期望了。对于学生，虽不说是“误人子弟”，也不能说做得很好，至少是可以做得再好一些，但我没有做到，对不起讲堂，对不起我的学生。

　　我一心忙于工作，还有业余爱好，疏于对家人的照顾和关怀。甚至在女儿下岗失业期间，我也没有为她想想办法，逼得她自己创业，现在反过来还为我操办吃住，操心健康。对于家人，我同样亏欠了他们。

　　与祖辈相比，我们享有新社会。与父辈相比，我们享有新时代。没有驱敌戍边却享有和平安宁，没有垦荒种地却享有丰衣足食。面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问自己，有多少是我参与创造的？我无颜以对。

　　出发的路上有人陪伴，回家的途中有人护送，迷茫时有人指路，跌倒时有人搀扶。回首往事，我奉献给社会的微乎其微，而社会给予我的却多之又多，幸福得让我于心不安。也曾想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回报师长，回报亲友，回报社会，减轻我内心的愧疚和自责，但总因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如愿，一生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