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等不到年关，父亲就会挑起稻箩，将我们姐弟仨装里面，一肩送到外婆家。那些年父亲白手起家，年终更是忙得脚不沾灰。我们到了外婆家，父亲母亲才有心力对付一大堆事，我们自然也很乐意，因为可以没心没肺地和表兄弟们玩个痛快。

　　母亲兄弟姐妹七八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表哥表姐表妹表弟也有十来个，且都在一个大屋场。腊月里，大人们张罗着过年，我们小的也不闲着。

　　早起，大表哥屋场一声喊，大孩子小孩子应声而出，牵扯着牛羊往后山赶。

　　冬季坡上青草少，且让牛羊慢慢找，我们一人扛着一个麻布袋，往树林子里钻，捡干柴，捡松毛，捡枯树蔸，捡掉落地上的松球。冬日晚上，灶前架起一棵大树蔸，树蔸底下再塞几把松球，生一堆火，足够一家人嗑一晚上的瓜子，讲一晚上的牛鬼蛇神。

　　捡树蔸比较费力，通常需要狠上一把劲才能将其从板结的土里扯出来。几个力气小的，最喜欢捡松球，其次是些小灌木蔸子，最好还是那种无多少枝杈的光秃蔸子，装袋方便又好看。飞伢哥力气最大，尽选些大松树蔸，根须又杂又密又长，也不装袋里，林子里随手剥几根桦树皮绑几圈就扛在了肩上，跟打捆干柴一样麻利。

　　牛羊坡上满是松林，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吃到松树糖。甜丝丝、软糯糯的松树糖像白霜一样，一粒粒、一绺绺挂在浓密青绿的松针上，我们小心翼翼地刮下来，送进嘴里，慢慢抿，慢慢感受它滑入心窝。个头不大的我们，东一个，西一个，垫着脚，扒拉着松枝，够着，舔着，笑着，乐着，冬日温暖如春。

　　天气不错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跟着表兄们一起打塘鱼，帮大人们杀年猪、打豆腐、灌腊肠、烫豆粑，自然也会择个日子，邀着一起去太湾集镇上买些年节食品。

　　我们姐弟仨差不多就是这样待在外婆家，跟着表兄弟们吃喝玩乐混日子，直到正月里父亲来外婆家拜年将我们接回家。我们压根没想过没有我们在身边，父亲母亲的年又是怎样过的。

　　有一年年夜饭上，大舅娘煮了一大锅新酿的酒糟，酒香溢满了堂厅，表姐一再声明，这是大人们的酒，我们还是小孩子，不能沾。酒过三巡，大人们互道安康和祝福，忽觉少了个人，四下一望，小弟不知何时趴在桌边凳子上呼呼大睡，将其翻过身来一看，竟已满面红光，满身酒味，身旁倒斜的红碗壁中还零星挂着几粒酒糟米。众人顿时反应过来，好家伙，这是不声不响自己给自己灌了一碗酒糟啊！正当舅娘准备将小弟抱至床上时，父亲打着手电筒，裹着寒气推门而入，说是母亲在家等着吃年夜饭，紧赶了十几里路来接我们仨。星夜无月，入睡的弟弟歪坐在父亲肩上的稻箩里，稍大的我，坐在父亲肩头，搂着父亲的脖颈，山路阒寂森然，远方爆竹轰轰，父亲一边爬着坡路一边喘着粗气。

　　我第一次明白，年，要和父亲母亲一起过，才为团圆年。

　　“团圆”这个词甚好，将身赴四海兀自长大的我们牢牢拴在一起。每年，日历甫一拨到腊月，家族群里便开始群体性的骚动，“归期”成了我们这群表兄妹共同的话题，腊月、正月里一年一次的小聚也成了我们约定俗成的惯例。大家平时星散各地，但那份亲情总会在年关时苏醒。

　　从农村走出去的我们这一代，都没有大富大贵，但大家的日子也都过得欣欣向荣，读书稍好点的可以在外谋得一官半职，读书差点的，也能凭着各自的勤劳、闯劲在大城市里谋得一席之地，该成家的成了家，该生娃的也都生了娃。年前更是喜事连连，表弟结婚，表妹走婆(初次到婆家，相当于定亲)，大表哥带着二宝从深圳赶回家……

　　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表亲们过得好，我心里自然是高兴的。最高兴的还是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爬山岗，围着炉火嗑瓜子，聊着轶事见闻。因为各种原因，我已经有五六年没能再和父亲母亲、弟弟坐在一起吃顿年夜饭，更没机会和表兄妹们小聚。
　今年春节我只有一个小心愿，回到那个生养我的地方，跟家人们好好吃一回团圆饭，跟亲人们坐在山中的屋子里，说说天，说说地。山中日月长，我们在安静的时光中回到过去，眺望新一轮的时光。毕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