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跟母亲一起回老家上腊坟，晚上在小姨家歇脚。

　　我已记不清有多久没有跟母亲同床睡觉了，母亲说自己打呼噜，怕影响我休息，我们分头睡。母亲怕我脚冷，把我的脚揽在怀里，于是我也把她的脚一把抱住。“咝——”我的手顿时一阵疼痛，如同被树丫扎到一样。母亲下意识地把脚收回，她以歉意的口吻跟我说：“萍伢，扎疼了吧？我的脚老茧太厚了。”我无声地把母亲的脚再次抱在腋窝下，那晚我轻轻抚摸着那双布满老茧、严重皴裂的脚，母亲度过的苦不堪言的岁月，一遍遍不由分说地闪现在眼前。

　　外公外婆有七个子女，母亲在家排行老二，由于母亲做事勤快、效率高，于是早早就去了生产队挣工分，而不像大姨那样，被外婆留在家里只管洗衣做饭。育苗、栽秧、割稻、打稻等农活，母亲样样精通，其中最擅长的是栽秧。记得父亲走后的每个双抢，为了给我和弟弟凑足学费，母亲接下帮别人栽秧的活，一亩田二十五块钱，就这样接连好几个星期都是凌晨三点起床，晚上八九点才回家。晚上洗脚时，看到她那双泡得发白，浮肿得厉害的双脚，我不止一次地怨恨自己这漫长而无助的求学路。后来我也学会了栽秧，那凌晨双脚插进泥水里的冰凉，那烈日下水田里明晃晃的令人眩晕的滚烫，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山区水田里出其不意把脚硌得生疼的瓦砾，于是我在栽秧的时候频频回头，试图瞄到浮在泥面的瓦砾，实际那只是徒然。这时母亲在旁边就会跟我说：“萍伢，弯下腰，别回头，慢慢地下脚，想一想你栽下的每一颗秧苗，都将长出沉甸甸的稻穗。”

　　一到冬天，田里的活全都停歇下来，母亲为了我们的生计却不闲着，她开始跟人学做早点。那时岭头街上开始有早点铺了，为了节约成本，她没有租早点铺就在家蒸，蒸早点也不用煤而是用柴禾。为了扩大销路，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母亲开始学骑父亲留下的那辆加重自行车，从水果摊上买来四个大大的泡沫箱绑在后座上，到学校、车站、农村等地叫卖。那时煤球、液化气在农村还不是很普遍，又严禁砍伐林木，家家生火煮饭主要靠松毛和稻草，为了蒸早点，母亲必须要去后山更高更陡峭的地方扒柴，山路很伤鞋子，母亲总是穿上那双最破的解放鞋上山，每次回到家，她的脚踝都布满被茅草或老虎刺划出的血痕，脚掌经常被树桩戳出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血洞。

　　卖早点那几年，母亲走遍了周边方圆二三十公里的路程，足迹遍布梅城、余井、源潭、棋盘四个乡镇。当时我在源潭中学读书，为了让我吃上热乎的狮子头、糍粑，她总是先到源潭中学叫卖，每天早读结束之后我飞奔到校门外，看到被寒风吹乱头发、穿着破旧解放鞋的母亲，我不止一次地想中断自己的学业，但是母亲总是一边卖着早点，一边叮嘱我：“萍伢，好好读书，我好着呢！”多年以后，在一次交谈中，母亲透露出她那些年最害怕走的一段路——岭头医院后面的那段石子路。路面尽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而且坡面陡峭，自行车上坡必须推行，路边又是一大片坟地，母亲胆小，她说每次凌晨路过此地时，腿脚发软，但又必须加快速度，有一次，因为心虚，踩翻一颗石头，摔倒在地，幸亏车子压在身上，后座上的早点才没有倾倒出来，但崴坏的脚却很长时间才消肿。
　这就是母亲，她三十六码的脚，替我踏平了人生路途上的多少坎坷啊！程灿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