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戏台子永远高于周围环境，也就是说高于观众席，乡人总是把演员(过去叫戏子)捧得高高的，颈脖子抬得酸痛也还是要坚持仰着脸──现在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的乡村大舞台虽然比过去稍矮，但也仍然沿袭了这一传统──不像城里的大剧院、影视城，台子基本设于最低处，商业气候浓，把观众捧得高高的，真就像个上帝。

　　那时也有上帝，听父亲回忆，就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她们一般由伙计用独轮车推到唱戏的地方，并有人提前在前排安排好了椅子，大小姐往椅子上一坐，像个VIP客户，一双穿着绣花鞋、通体透着秀气的小脚会尽量骄傲地往前伸，因为秀气的小脚代表漂亮，一群小伙子会边看戏边不停地在周围盯来盯去(父亲说到这里总是不忘记骄傲地打趣母亲：你母亲就是这样一双脚)。当然也有不敢伸的，那就一定是大脚了，她们会尽量往后缩，往后缩的大脚，小伙子们便没兴趣了。从这个角度出发，真就不能过于责怪那时父母立志要把自己女儿好好的一双脚裹残。

　　乡村搭戏台子的场地有的村子也有个高坡似的土堆，但一般离台子远了点，像现在某些地方会场上设置的迟到席。当然地方会场上设置的迟到席很少有人坐上去，是个警示的标签。谁敢坐呢？不汗流浃背才怪！迟到席还有一种，那就是小孩子们纷纷往上蹿、往上爬的台子旁边的苦楝树、柳树、泡桐树等。孩子们总是无所畏惧地居高临下，但居高临下的孩子们不看戏，只图热闹。似乎是你演你的，我玩我的。

　　在迟到席上看戏，其实也与孩子们无二，虽不像会场上的迟到席让人汗流浃背，但只能远远看着演员们甩长袖，听不到他(她)的半句台词，甚至只听见周围小贩子卖油条、瓜子、卤鸡蛋的叫卖声──在乡村，唱戏的场地实际上是小贩子们的乐园。于是，买一包瓜子，边吃边望着演员甩长袖边与同伴扯淡，感觉比那上面的演员还要扯。我常常想，不入戏的人看戏，肯定认为演员在上面是扯淡，有图有真像也是扯淡。本来是来看戏听戏，结果自己在旁边闲扯，于是认为整个场子都在闲扯，家乡有句俗语，叫“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孬子”。感觉与戏有关都不着调，感觉演员们在台上来来回回地跑，自言自语地唱，真就是有些疯了，自己腰酸背痛站在风中飘荡着，也着实孬得不清醒。

　　我多次坐过这样的迟到席，当然不是坐，是站，永远地站着。回得家来，父亲问，听了些什么，我说一句也没听到，父亲又问，人(戏子)长什么样子，我又说不知道，记得父亲边搓着草绳边说下次别去了，耽误功夫。但说归说，下次某屋场唱戏仍然会去，父亲也忘了上次的话，不答理不干涉。我那时想，不去干什么呢，又不像城里，要买票！再说，人家还给你搭了台子呢！

　　在乡村，搭戏台子是很要费些周折的。家家户户搬来门板、楼板、桁条，闲着的、不闲着的等等，并买来麻绳与铁丝，拿着铁锹、斧头与锄头，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像一个多产作家，从不吝啬笔墨与纸张。有一种乡村的兴奋感与热情搅在里面，谁也不愿意落后，一句流行在乡间的话“人家哪不骂你”推动着他们乐以忘忧，感觉特别齐心，特别愿意付出──“人家哪不骂你”真理一样让他们不付出也必须付出。

　　“台子一定要搭结实。”这是负责搭台子的人常说的。有某年正月，邻近的一个屋场戏台子没搭好，被一群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小姑娘推来推去，推倒了，有两个演员骨折，幸好没出人命。也不是小伙子小姑娘故意拆台子，他们已经不再看小脚了，改为直接扯扯袖子、动动辫子──女孩子那时基本扎辫子。看到前面有几个小姑娘就推一下前排的小伙伴，前排的小伙子也就半推半就地往前倾，于是整个场子都动了起来，动起来的场子当然就把戏台子当池鱼了，殃及到台上的演员后，看的看，散的散，收拾残局的仍然是搭台子一班人。

　　也就是说，在我的家乡，搭台子与拆台子往往是同一班人马。这正如他们对待戏的态度。戏是黄梅戏，五大剧种之一。我的父老乡亲们在认为与戏有关都不着调的同时，却又每每人人都能哼上几句，哪怕东一榔头西一棒，哪怕东扯葫芦西扯瓢。

　　我一直就感觉乡亲们不论是搭台子还是拆台子，抑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都特别上心。比如每家每户都可能有的红白喜事，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敬畏之心。一个个都齐刷刷的，都是自发的，不用叫，不用催，不用商量。只问主事的，我做什么，我家里要出些什么，然后就回家拿，然后就全身心投入了，完事后，又将自己家中拿来的东西如碗、筷、板凳、桌子等等自顾自地找，自顾自地扛回家。甚至少个碗筷什么的，也少了就少了，不吱声，不要解释。现在仍然如此，谁家有个事，在家老人立马打电话给在外务工的儿女，赶快回家，某邻居家有事了，于是，一家一个代表很快便齐刷刷回到了村子，整个村子又短暂地唱戏般热闹一番。

　　乡人们做事如此齐心协力，但闹集体那会为什么没有这种状态呢？他们甚至就不愿意搭这样一个台子，而是拆。我也曾参加过这样的集体劳动，赚过这样的工分钱，我们队最好的一年是二毛九分钱一个工分，我一个小毛孩，算半劳力，赚他们的一半。不过，我那时只能叫打零工，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上午上学，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劳动。记得那会，乡人们在田间地头一个个总也提不起精神来，锄草时用锄头顶着下巴在田中间说话，张家长李家短，日本人只穿棉衣，不穿的确良──我们那时多么羡慕穿的确良呀！念想着队长家里穿的确良肯定凉得一塌糊涂。说着说着，偶尔会有一条黄鳝从脚边游走，或者割麦时一只兔子从脚边飞奔，于是众人不说话，一窝蜂直接去抓黄鳝，或去追兔子。往往此时，生产队长会手靠着背从远处走来，大家似乎也给队长面子，不紧不慢地停下追兔子、抓黄鳝，优哉游哉地归位，继续劳作，刚才的一幕生产队长不说，他们亦不说。估计队长想说也不敢说，假如他们不给面子，那这台戏就不好收场了。但记得清楚，某年割麦，一人解手，时长竟达一个小时，于是闹过一个笑话，一块地里的麦子割完了，那人解手回来，找不到割麦的地块，急得站在地里大喊大叫，实际大家都回家休息了。结果，生产队长知道了，果断出手，罚他一个工分，那人一天的劳动因此白干了。现在人们还笑他。

　　那时候，生产队也常开社员会，常常在打谷场上开，打谷场类似于一个自然村的广场，所有的谷子都在那里，所有的秸秆、稻草都在那里，像一个集散地。大家自发地围成一个圈(实际就是观众席了)，生产队长很自觉地站在中间，于是，他像个演员。他这个演员就比观众自然高出好多。不知是不清楚还是其他原因，反正他从来不像现在开会，需要安排会议主持人，需要人帮着写点什么，他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地唱起独角戏，一句一句地唱，哼一句哈一句，上句接不到下句也没人敢笑。当然，在这个场子上，也没几个人知道队长说了些什么，大多数时候，女人们在挑花(编织头巾上的花纹，织毛衣是后来的事了)，男人们在抽黄烟(那时乡人都买不起纸烟)，还有的干脆坐在那说荤段子，戏中戏地开起小会，声音比队长虽小，但却比队长的话吸引人，因为旁边有人止不住地窃笑，生产队长也不管，他知道这样的场合不好管，他只能兀自说着他自己交给自己的台词，几乎与我前面说的唱戏的场景无二致。
　我一直没搞清楚，乡人们到底是喜欢搭台子还是喜欢拆台子？不过，我是他们的后生，我觉得我是望着这些不断搭起来又不断拆下去的戏台子长大的。我想着，他们既是唱戏的，也是搭台子的，也是拆台子的，一切似乎都始终杂陈在他们这些引领风尚者之间，很多乡村的戏，也就是在这搭起来与拆下去之间无尊无卑地完成了。金国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