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些经院哲学作者不同的是，刘小枫的文章不是枯燥的哲学理论、概念公式，而是用哲学观点，以优美的语言对生活进行另类的解读。

　　对于生命，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零落生息莹莹晨露般的人生到哪里去寻得一树花枝，以寄托自己这随黎明到清晨的转换瞬息而悄然消失的身体？”他感慨美好事物的无常运命：“花，不常驻，开了就会谢。花再开已不是那已开过的花，开过的不可重复，开的花就是那一朵，银河中一颗惨然自怜的孤星。刹那有如一瓣落红。”

　　叔本华认为：领悟世界的痛苦也就必然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同样的本质上挣扎，都是同一本质的幻象，从而看穿个体化原理，以他人之痛苦为自己之痛苦，以世界之痛苦为自己之痛苦，这就产生了同情。正是有了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同情心理，刘小枫的文章中的同情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他的《苦难记忆》，《苦难记忆》的副标题是《为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四十五周年而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带我们重温了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那句著名的反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一件残酷的事。”这句鸣声悲切的名言，其实是一种无辜的负疚，是一种终究意难平的歉然。“奥斯维辛之后”这一命题，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知的现代人都无法回避的沉重的话题。刘小枫一再强调要记住这些苦难，他说：“苦难记忆既是一种主体精神的品质，亦是一种历史意识。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有罪的。苦难记忆要求每一个体的存在把历史的苦难主体意识化，不把过去的苦难视为与自己的个体存在无关的历史。”最难能可贵的，是刘小枫把奥斯维辛的耻辱升华到了全人类的高度：“奥斯维辛的罪恶不仅是西方人的耻辱，也是中国人的耻辱；奥斯维辛的不幸，不仅是西方人的不幸，也是中国人的不幸。因为，它是人类犯下的罪恶，而且是有知识的人犯下的罪恶，亦是人类所遭受的不幸，因而是属所有人的不幸。只要是生存的人，都无法摆脱它的阴影。”

　　在这本书中，最能打动我的，是《记恋冬妮娅》。刘小枫的成长时代是精神养料极度匮乏的“文革”时期，所以冬妮娅便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初恋情人的角色。尽管在小说中，冬妮娅处于被“谴责”的一方，但刘小枫却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质问：“冬妮娅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藉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目的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妮娅为此感到羞愧？在保尔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惟我独秋的怨恨？”是的，如果革命的成功必须以牺牲个人爱情为代价，那么这种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合理性。刘小枫追忆道：“我很不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妮娅身上缭绕着蔚蓝的贵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保尔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妮娅仅要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
　这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是刘小枫的人文随笔集，在淡淡的怀旧情绪中，满溢着浓厚的人文情怀，诉说着那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理念及所思所想，引发读者深刻的思考，给人以丰富的启迪。唐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