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耕，农村最需要的是劳力。劳力是那时农村干犁田耙地等重农活男人的代名词。我们村百余亩的田地上，唯一一个会犁田耙地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村里人都说她抵得上一个劳力。

　　耕种过的田地需要犁一遍，播种前要用耙把翻过的土整平。犁的底部是厚重的刀刃，耙有一排铁齿，犁耙估计都有近百斤。每次母亲扛着犁耙走向田间的步伐都那么急促沉稳，在那些大工具下面，中等身材的她依旧显得纤细弱小。

　　母亲与劳力们喊一样的号子，指挥着牛拉动犁耙前行。她的脸上坚毅执着，声音比平时更洪亮有力。在我们看来，只有男人们才有力量指挥着牛控制那些“大家伙”。家里人都劝她请人帮忙，可是母亲坚持自己做这些事情。她说，这些事很辛苦，不能麻烦别人。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犁在她的控制下前行，土便一股股地翻上来。站在耙上的她也越来越稳健，虽然满身是泥，却颇有英姿飒爽的感觉。久而久之，母亲会犁田耙地传为了佳话，也获得了“劳力”的称号。

　　农村很需要像母亲这样能干农活的劳力，特别在“双抢”时。“双抢”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家家达成默契相互协作，今天主攻你家田，明天主攻他家田，共同抢收抢种。村里能干农活的都要下田，各司其职。通常女人们割稻，刚开始还能并驾齐驱，时间一长，便拉开了距离，各自为战了。大家你追我赶，偶尔会抬起头望上一眼前方，便又弯下腰继续朝前赶。母亲手法快，镰刀起，稻秆倒，一把把均匀整齐的稻秆就排在了她身后，母亲割稻似乎是惯性的挥动，根本看不清镰刀。

　　那时，需要人力将稻谷摔打在桶内。那是一个半人高的四方形木桶，空间可容纳七八个小孩在里面玩。一个打稻桶可容4个劳力打稻。劳力们这时是最显威力的时候，他们双手攥住稻把子，走到稻桶前，高举过头，重重地猛摔三四下，翻过来再三四下，手里就只剩光秃秃的稻草了。“砰砰”的打稻声震荡着田野，桶里稻谷在不断增加，一旁稻草越堆越高，打稻桶随着他们“一二三”的号子往前移，这是一个考验力量、体能和技巧的活。母亲有时也在这支队伍里，整个田野间，唯有母亲能与男劳力们并肩作战。

　　我家门前有一口大池塘，塘里有条错落有致的洗衣石。那时没有自来水洗衣服，池塘就成了洗衣宝地，洗衣石显得尤为重要。池塘的水位是随着天气变化而升降的，每逢雨季来临，那些石头一次又一次地被淹没，必须重新垒造，才可以洗衣。母亲有时找来新的大石头，有时用钉耙、铁锹等工具将石头一块块地敲上来，再用手进行垒造，造好后自己站在上面试了又试，看是否稳当。每次出现新的洗衣石，大家都知道是母亲垒的。

　　无论水涨水落，这些洗衣石都需不断调整才方便洗衣，别的女人似乎都对那些重重的石头无可奈何，垒造洗衣石的任务就成了母亲的工作。不知不觉，池塘里就出现了那样长长一条错落有致的、稳稳当当的洗衣石，可以好几个人同时洗衣，任凭大家在上面搓洗捶打。洗衣的女人们边洗边称赞：“这块石头铺得真好用。”她们有时遇上母亲会说一些感谢的话，母亲总是笑笑，没觉得自己有多厉害。
　如今，每每看到母亲与父亲在部队的合影时，如同在看影片。照片上的女人梳着两个经典的麻花辫，弯弯的眉毛下，眼睛明亮有神，端庄清秀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如丁香花开，无论如何与犁田耙地满身泥巴的母亲联系不起来。那时，军人父亲在远方守望着和平，军嫂母亲不仅独自扛起了犁耙、扛起了这个家，还将满腔热忱洒给了身边的每一个人。程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