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求学的道路上，野寨中学是重要的一站。当时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常年生病，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家中孩子多，读书的多，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操持，日子过得窘迫。

　　那时学校设有助学金。我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家中又困难，因而中学三年，年年都享受“甲等助学金”，学费全免。

　　虽说不用交学费，但每学期开学，总要从家里挑来全学期吃的米，交足柴火费，才能“入伙”，由总务主任将写着你名字的竹牌挂在特制的木板上，按班编入桌次，算是取得了吃饭的资格。当年的总务主任姓严，名字忘了，高高的个子，微驼的背，大大的眼睛，黑黑的脸庞，天庭特饱满，特瓷实，特光洁。同学们都有些怕他，有人还给他取了个绰号，背地里喊他“严鱼头”。

　　因不能一次性交齐米、钱，开学之初，我只能凭着他开的便条到食堂临时就餐，吃了上顿，就断了下餐。于是，吃饭时我只好饿着肚子在教室里默默地看书。有好心的同学知道后，告诉了班主任徐熙老师。徐老师听说了，亲自到总务处为我求情，代我承诺“随后一定补交齐钱粮”。严主任通情达理，并不固执，将我正式编入桌次，入伙就餐。日子长了，他对我的境况十分同情，欠得多了，他私下里对我说，回去告诉母亲，总要挑点米来，我也好搪塞一下其他同学的嘴啊！

　　一年春上，我挑来半篓子大麦米，权充大米。严主任看了看，用手搓了搓，皱了皱眉头，把大麦米过了秤，交了数。稻米掺着大麦米，既不好煮又不好吃。吃饭时，有人埋怨，我低着头不敢吭声，有好事者到总务处质问是怎么回事，严主任笑了笑，也不争辩，两餐饭下来，“麦米风波”也平息了。

　　清楚地记得，在断炊的日子里，数学老师徐茂如先生还拿出自己的饭菜票接济我，让我享受到在教师食堂“吃小灶”的待遇。

　　读初三那年，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初中毕业考试的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作文题是《给越南南方人民的一封信》,我刚写到一半,匡德堂兄来到考场外，告诉我：父亲病重了。我心里一沉,脑子一片空白,泪如泉涌,知道父亲已经去世，连忙离开考场，跌跌撞撞赶回家。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我没有返校复习迎考，而是在家帮助母亲干农活。后来，学校派程芝道老师来家访，动员我赶快回校复习功课。那天，程老师硬是步行40多里山路，饿着肚子，风尘仆仆地来到我家。程老师说明来意，母亲顾虑：家境明摆在这里，即使考上高中或中专，也没有条件继续读下去。程老师宽慰母亲说，就是日后不念书了，也要走一步看一步，参加中考后再说。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孩子“三更灯火五更鸡”，辛辛苦苦读了三年书，不上考场，岂不太可惜了。这天，程老师就住在我家，苦口婆心说了一夜，母亲总算松了口。第二天，我才跟着程老师回到了复习迎考的课堂上。

　　这年7月，我参加中考，被太湖师范学校录取。当时，我一心想上大学，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桐城中学”。但母校在我的志愿书“推荐学校”一

　　栏中明明白白写着“太湖师范”。厡来父亲在世时，曾与聂声发校长交谈过，希望我能上太师，以便姐姐对我有所照顾。其时，姐姐已入太师读书。聂校长解放初期在家乡工作过，与父亲共过事，算得上是故交。这一切，都是后来初三班主任蒋克非老师对我说的。
　离开母校时，我还欠了伙食团的米和伙食费，严主任从不催缴，也没有通知教务处扣发我的毕业证书。现在想起来，我打心眼里感激他。是他和母校的许多恩师，对我关爱有加，帮助我渡过了学习道路上的一道道难关。黄骏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