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御史的绰号可分为善号与恶号两种类型，善号御史大多赞颂其刚正不阿、为官清廉的良好品质，恶号御史大多塑造了其执法残酷、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

　　善号御史也分两种情况：其一，以绰号表现其敢于弹劾，充分发挥监察职能。如东汉桓典任侍御史，当时宦官秉权，桓典执政“无所回避”，京都畏惮，因为常乘骢马，故而大家都说：“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桓典“在御史七年不调”，后拜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长官。北魏时拓跋仲景任御史中尉，京师肃然，因为“每向台，恒驾赤牛”，故时人号为“赤牛中尉”。北宋钱顗为殿中御史里行，以论事忤旨而遭贬，苏轼曾赠诗云“乌府先生铁作肝，霜风卷地不知寒”，所以钱顗被称为“铁肝御史”。李纲，明朝天顺元年进士，授御史，历按南畿、浙江，弹劾浙江污吏四百余人，时有“铁御史”之誉。周新任监察御史，敢言弹劾，使“贵戚震惧”，被称为“冷面寒铁”。不难发现，对于恪尽职守的御史，人们多以“铁”这一意象加以表现，铁具有坚硬寒冷的特性，与御史铁面无私的品质互相映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正是有众多如铁一般的称职御史，才造就了敢于弹劾、善于弹劾的优秀政治文化。

　　其二，以绰号表现其清廉自守，洁身自好。明代丁俊任御史，持身清约，在巡按福建期间，唯食豆腐，故世谓之“豆腐御史”。朱裳“少励清节”，生活十分简朴，自己亲自做饭，“自奉尝茹菜，连旬无肉食”，任御史，“寒约如故”，人称“长斋御史”。整治贪腐是御史的日常工作，打铁还要自身硬，御史自身的廉洁是监察行为实施的内核，只有御史本身对腐败的危害性和反腐败的必要有充分的认识，进而对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产生羞耻之心，最后才能培养出自觉抵制和拒绝腐化的意志力。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主要以心理为作用对象，具有自省和自律双重功能，保持清贫的生活方式，既是对腐败的一种抵制，也是对其他官员自觉抵制腐败的一种教育。

　　中国古代在监察制度上表现为典型的行政司法一体化的监察模式，故而御史手中具有一定的司法权和执法权，一旦使用不当，就可能成为酷吏的典型代表，进而也出现了一些带有负面含义的绰号。如《新唐书·酷吏传》载，王旭、李嵩和李全交俱为御史，执法严酷，京师号为“三豹”，嵩为赤，全交为白，旭为黑，民间相传：“若违教，值三豹。”王旭、李嵩和李全交三人正好代表豹子身上的三种颜色。在《朝野佥载》中，王旭因形象短而黑，魏光乘刻意丑化他，称其为“烟熏水蛇”。而李全交也因“酷虐”，被称作“鬼面夜叉”。

　　武后时，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对抗武氏政权，郭弘霸自告奋勇前往征讨，声称要：“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武后大悦，授其为左台监察御史，当时人称他为“四其御史”。其在监察御史任上并无作为，而投机谄媚的品性却暴露无遗。又李林甫于玄宗时权倾朝野，希望借助御史来打击异己，吉温与罗希奭二人“为吏深刻”，受到李林甫的重用，迁侍御史。吉、温二人按照李林甫的喜好，帮助李林甫推行恐怖政策(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当时人称之为“罗钳吉网”。还有一类御史，自身也能做到廉洁奉公，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不免矫枉过正，留下了残酷的形象。如金代的雷渊任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在巡行地方时，既有威又有誉，遇到奸豪不法者，“立箠杀之”。他在蔡州曾有过杖杀五百人的记录，因此被称为“雷半千”。恶号御史大多不能有效行使手中的监察权力，甚至被私用，则危害甚大。
　合格的监察官吏能够起到调节国家机能，预防官员腐败的作用，而不合格的监察官吏则是加速政治腐败的催化剂。中国古代的监察思想尤其是监察官吏选任的制度，为我们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