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长大都跟他年轻时候的交往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在家人、亲戚、同学、老师以及邻里之外，还有一些个别、偶然的联系也会成为影响人的成长的重要因素。我在回想自己的生活经历时，很感激那些对我有过各种帮助的人们，我会想到他们的音容笑貌、想到他们的行为举止，其中有一位，让我经久不忘的是他嘹亮的歌声。

　　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县委机关的大院里。那时的大院，办公室和生活区都在一起，下了班或是休息日，院里的人常三三两两在一起闲聊神侃，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挤进大人的圈里，听大人们聊天。离我住家很近的县委宣传部是一排平房，对着外面的大路。当时部里有一位理论科的干部，是上世纪50年代上海老知青，人们都叫他老米。因为他那里有一些画报和报纸，因此许多人将那里当作一个八小时之外的聚集之地。老米喜欢下象棋，一部分人就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搏杀”。

　　我也是那个地方的常客，看画报、看报纸、看下棋，有时候也下场跟大人们来上一两盘，那些大人好像也慢慢习惯了不把我当小孩。

　　有一天，老米座位的对面坐了一个胖乎乎、戴着眼镜、头大脸大的人，老米给我介绍，说他叫韩大钟，新来的大学生，然后指着我对他说，这是小黄、是……韩大钟对我笑笑，操着上海话回应着，哦、哦，王(黄)立华、王(黄)立华。

　　我跟韩大钟渐渐地熟悉起来，通过其他人了解和跟他本人接触，我知道了他也是上海人，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

　　那时候年轻的老牌大学生并不多，大钟既是上海又是北京的经历背景自然有点让人倾慕，他性格开朗，也充满激情，虽然多多少少也有那么一丝人生不遇的无奈。我经常到他居住的小单间去闲聊，也请教一些问题。他有一台上海产的“红灯”牌收音机，每天的重要新闻时段，总是声音开得很大，似乎有着惠及左右邻居的想法，有时候我就陪着他一起听那里面铿锵有力的声音，我从很小就比较关心时事也许与此有关。

　　他也给我讲党史，讲中国人民大学，讲他的大学生活。有一次，他很自豪地讲起他作为大学生合唱团的成员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合唱的经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听他唱完了《东方红》里面的全部曲子。更难得的是他还会全套的《长征组歌》，他的声音洪亮又充满激情，属于能够自我陶醉又能够把自己感动的那种，我后来也喜欢唱歌并且几乎也会唱整套的《长征组歌》，应该说得益于他的影响。其实，在乐理和演唱方面，他几乎没有给我任何指点和帮助，我所得益于他的只是那种让唱歌使自己快乐和感动的心态。

　　大钟结婚晚，30多岁了还是一个人，他喜欢喝点酒，是那种上海人喜欢的老酒；菜呢，也都是食堂里打的，没见他自己烧过。他整天穿戴得整整齐齐，天还没大冷，脖子上就系上了围巾，围巾的围法是叠得方方正正的那种，下边的一头定要塞进颈下衣服里面。他喝了酒，有时也开口高歌，胖乎乎的躯体里释放出很强的中气，声音偶尔有些许沙哑，却是依然嘹亮。

　　恢复高考以后，我出去读书，见面机会渐渐少了。虽然毕业回到县里，但两年以后又离开了。他的工作也比之前忙碌，后来调回了上海，算起来，我们竟有四十年没有见过面了。现在我常常想念这位老兄，怀念他那嘹亮的歌声！

　　-文/黄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