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少年文艺》。这本刊物创刊于1953年，由宋庆龄题写刊名，是培养文学新人的园地，被誉为“作家的摇篮”，这在偏僻的乡村很神奇。

　　当时我读初中，那本书是村支书外孙的，他是个皮肤白皙，手指细长的男生。他的父母在长江上搞船舶运输，他就寄养在外祖父家——也就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家里。可能是他的父母给他订了这本杂志，我跟着沾光。

　　不过这光沾得不那么容易。这个男生有这本书，而我有一件非常漂亮的滑雪衫，我过生日姑妈送的大礼，一直没舍得穿。这个男孩特别喜欢我的滑雪衫，我们私下交易，我将衣服送他，他的杂志每一期都先给我看，看过还给他。我的课外阅读，关于爱和美的启蒙由此开始。

　　三十多年过去，我不能清楚记得读过哪些篇目，但是我觉得眼前突然明亮起来了，我蒙昧混沌的世界清晰起来，丰富起来。这本刊物给我展示了同龄人青春的、美好的、明媚的一面，很耀眼，完全不同于我闭塞的、单调的、艰苦的乡村生活。我们那时基本没有课外书，就是课堂学习，家长、学生都随性，反正会写个名字会算个账就行。读书出来的毕竟凤毛麟角，想都不敢想。

　　通过课外阅读，我就想着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个课外阅读，给了我巨大的动力，像一颗启明星，升在我的头顶，让我脸上有微笑，嘴角有自信，心里有梦想，脚下有力量。

　　我初中的阅读，稀薄，不上档次。除了《少年文艺》，还有《故事大王》《垦春泥》等数得过来的几本杂志。城市的孩子同期阅读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资治通鉴》等名著光听过书名，可见不着啊。

　　好在书不在多，贵在读。我从来不认为读那些名著是阅读的唯一方向。我把这些能得到的刊物细细读，反复读，把它的营养吸收进去，让我以后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能亲近阅读，渴望阅读，习惯阅读。

　　我后来从这个中学考上中等师范学校，成了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不是我有多聪明，而是这些课外阅读帮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

　　我上了师范之后，阅读资源很丰富了。那里有个图书馆，我读了三年，没有把藏书全读完。在这里，我迷恋上沈从文的作品，也大量阅读一些外国小说：《羊脂球》《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等等，视野更广阔。

　　沈从文的作品对我阅读写作的影响非常大，那本《湘行散记》是我出差行李箱里的必备。我还去湖南凤凰古城寻访过他的踪迹。那年自驾，我从凤凰顺着沅水，一路走，寻找《边城》里的翠翠、渡船老人、唱情歌的大佬二佬。沈从文最先吸引我的是他的文笔，后来则是对人生从容的态度，对自己喜爱事业的恒爱。

　　同乡汪曾祺的文字也是我喜欢的，我在高邮师范读书时，汪曾祺作为正红的作家回过家乡，也为文学青年开过讲座。

　　师范毕业，我重回家乡中学做乡村教师，前途迷茫，精神苦闷。汪曾祺那些闲适的读来特别亲切的文字，陪我度过许多寂寞的夜晚，也滋养了我的心性。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乡下黑漆一样的夜晚，在学生散去的校园，我囿于斗室，阅读就是我取暖的炉火。这时我还细细研读了孙犁的文章，孙犁的文字平淡中有诗情，朴素中有炽热。原来，笔可以做犁铧，犁开故园底片，犁出人间深情。一时自信升腾心间，眼前就明亮了这么多。有一年快过年了，下了一夜的雪，我也读了一夜《风云初记》。第二天，红日刺穿窗帘，外面一片雪白，我像个长途跋涉者终于抵达目的地，酣畅而满足。
　从乡村到城市，从教师到公务员，我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书海浩瀚，也要会辨别。这能力，只能读中自悟。随着年龄增长，阅读眼界变高，一般读物入不了眼。我现在基本读几家大刊物，比如《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散文》，经过专家筛选，也经过时光检验，很便捷，很高效。汪曾祺有一首题画诗，也是他的心意之作：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家送小温。我的写作，短文居多，小温而已。如果追问写作的初心，无非想将我的阅读体验、生活感悟分享给别人，若能多让几个人养成读书的好习惯，也是好事一桩。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