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街角的一个咖啡厅，迫不及待地打开从成都方所书店买回来的汪曾祺先生的《宁作我》，开始慢慢品读。

　　对我来说，能偏安一隅静下心来读书，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整个身心都会感觉愉悦。

　　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就是与之建立关系。虽然对方并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但我却可以通过文字了解一个远在他方或早已离世的人，以及他的文学思想和生命情怀。

　　当我读到汪先生对西南联大的回忆文章时，不免心生感慨。

　　那个年代，国穷，人也穷。上西南联大时，汪先生没有床，就睡在一个一尺多宽的条几上，无论冬夏，都是拥着一床棉絮睡觉。有时没钱吃饭，就不起床。有一次，同学朱德熙猜到他没钱吃饭，就挟着字典来找他，朱同学把字典卖掉，让他吃了饭。

　　汪先生写到他的老师沈从文，他讲沈从文讲课并不系统，但他记住了沈从文反反复复强调的“要贴到人物来写”“写景处即是写人”等写作要义。汪先生后来能成为这样著名的作家，他的老师起了很大作用。

　　读到先生关于联大师生“泡茶馆”的片段，觉得甚是美好。

　　他讲，“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泡茶馆”，即长久地在茶馆里坐着。说有一个学生，是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而汪先生自己也常去茶馆看书，即使和同学一起去，也是各看各的书，彼此不交语。他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茶馆里写的。

　　书中，汪先生还将“泡茶馆”对联大学生的影响归纳为三条：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那个污浊而混乱的年代，学生们穷困得近乎潦倒，但却不颓丧灰心，而是自许清高，鄙视庸俗，与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学生们上茶馆不是为了闲聊、娱乐，更多的是为了读书。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汪先生本人对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活发生兴趣，能写出好作品，与当时泡茶馆极有关联。

　　由此可见，当时的联大教育风气相当民主和自由。

　　学生们学得自由，教授们讲得也自由。教授之间，一般也不互论长短。那时的教授都爱有才华的学生，让学生们接受民主思想，呼吸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

　　也正是联大这样的自由氛围，让汪先生一步一步走向了文学创作之路。

　　西南联大培养出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梁思诚、林徽因、金岳霖等都出自这所学校，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而汪曾祺与他的同学们泡茶馆的美好经历将永远作为一段佳话被世人传颂。

　　-文/李庆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