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到一定年纪，人总归都有一些念旧情结。静下心来，回望自己的来处，和曾经的自己再来场邂逅。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都说从我们这个年代走过的人，经历了太多，正赶上国家改革发展的大时代。是的，我们成长的轨迹无不刻划着家国发展的印记。“三年困难”，于我只是父辈嘴里的传说与故事了。从我记事时起，我好像并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甚至不知道饥饿为何物。因为我们家是商业户口，每个月有定量的供给。依稀记得我五六岁光景，定额的供给里有些变化，部分大米被红薯片替代。少不更事的我们窃喜，因为可以拿红薯片当零嘴了。但家里的口粮就有些紧张的样子。

　　母亲就会稀稠搭配，主粮会延续到下个月新的粮本发下来。菜园子自己种下麦子也收了不多的面粉，母亲会变着花样做出面食。就连那豆腐渣、红薯渣也能炒出噴香的菜点、果子，让餐桌多了些颜色与味道。融入时间和耐心，揉进的心意才耐人寻味。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我才真正地懂得，唯有母亲才有这般细柔的心思。

　　父亲的工资每个月几十元，就随意地放在大柜的抽屉里，那时候就可以令一家人衣食无忧了。母亲细水长流算计着用度，记忆里那抽屉里从来都不缺零星的钞票，但我们是不会随随便便就去拿的。供销社高阔的柜台，台上玻璃瓶里是馋人的水果糖，一分钱能买两块的黑方糖。从母亲手里接过几分钱来，一路欢喜一路甜甜蜜蜜，那花花绿绿的糖纸又是童年最好的玩具，我会宝贝着夹在书页里。

　　母亲“会过日子”，在那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我们家从没有缺过吃穿，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母亲那个上大学有出息的表弟回来了，他可是我们家族以至周边村庄学问最好的，现在是麒麟中学的英语教师。我们该上中学了，母亲将我们托付给表舅。看重孩子的学业几乎是父母的共识，我们读书花钱他们从不磕碰，几乎心心相通。于是20元，父亲工资的三分之一，每个月寄给我们做生活费，拿现在的话讲，那是贵族学校的规格了。

　　每一个寒暑假，但凡我们在看书，母亲的脸上就会漾起舒心的笑。母亲会小声替我们掩上房门，还会端上一碗她变着花样调制的羹汤。

　　父亲退休后也闲不下来，开了家小百货店，仿佛他就是为做生意而生似的。这个时候，可以自主择业了，很多私有制行业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父亲的店铺，烟酒酱醋茶，琳琅满目。大肚酒瓮庄重古朴的青釉发散着蓝幽幽的光，店堂里飘荡着高粮红薯片佳酿的清香。窗户的门脸上，一行颜筋柳骨的小楷“薄利小店”，这是父亲店铺的招牌，正读反念，意义全在你品咂之间，透着店主人的精细。父亲忙着卷裹他刚刚进回来的布匹，布卷花样不少但量不多，在厚木板的衬托里也热热闹闹着，在货架上一字摆开。想必有点像从前杂货店货柜的样子，他就很惬意地在店堂里打量，踱着方步。

　　二表哥要学木匠了，缺买木匠家什的钱。母亲从抽屉里数出20元来，转身递给侄儿，眼里蓄满疼爱。这是80年代初某个夏日的早晨，是我记忆深处的一个片段。母亲的这些日常举动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多少影响了我，努力使自己成为母亲那样热情而善良的人。

　　工作步入社会恋爱成家，有坎坷有磨砺，但终归水到渠成。中学时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散文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我的爱人是个当兵的，橄榄绿大盖帽的英武俘获了一个女孩的芳心，他还是个诚实有担当的人。 1988年的春天，我们便走到了一起。文学的情怀，使我养成了纯粹的心灵，择偶观也是简单干净，不看重外在物质的东西。我的嫁妆是箱笼被褥，最为奢侈令人眼热的是一把双喇叭收录机。

　　新中国建国70年，傲然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搭上改革开放的顺风车，生活温柔待我，如今，我也享受着衣食丰盈的安适生活。不说大富大贵，倒也小康。“只要你不停地向上走，一级级楼梯就没有尽头。在你向上走的脚下，它们也在向上长……”卡夫卡的话，今天读来别有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