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一级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解放前称保,保有保长。解放初是农会,会有主任。后来为大队,有大队支书和大队长。直到联产到户才改为行政村。一个村长或支书,别看官最小,却最接地气,直接与村民打交道,干的好坏都直接影响政策的落实,影响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看法,当好村官还真不容易。

　　老支书当大队干部时,我还在读初中,他们庄子与我们庄子比邻,都是聚族而居。我比他小近两十岁,但他辈分晚，见到长辈总是亲热地喊老太大爹二爷之类，就是见到我这样的后生,他也客客气气地喊声小爹爹,开始我还不好意思。

　　1960年代,他才三十几岁,高挑精瘦,个头总有一米七五左在,因瘦而脸长,两腮瘪陷,双眼有神,为人很精干。他平时走路很快,外衣总是披在身上的,一摆一摆,有些像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那样。他不擅酒,却耆烟,常见他烟不离嘴,而且能叨着烟与别人说话,烟彷佛是粘在上嘴唇上似的,随着说话一抖一抖的，我总是担心会掉下来，却从未见掉下过。他不识字,从小就在江湖上帮人跑船,跑遍沿江大小码头,经过风浪,见过世面,接人待物,见事方音,能说会道。但他是个苦出身,一解放就参加民兵,后又入了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级组织见他精朋能干,让他担任了大队干部,不久又担任了支书。

　　他记性好。无论公社区里开会,他认真听,回来传达八九不离十,连识字的也佩服。我们大队有十多个自然村,最大的村子有上百户人家。他对各个村庄家长里短,辈分年纪都记得一请二楚,甚至连哪家与哪家有宿仇新恨,谁与谁关系好坏,心中都有一本账,这为他做群众工作提供了方便。

　　在农村当基层干部,一个重大考验就是能否做好调解工作。当年集体生产,社员都窝在家中从土中刨食。邻里之间,为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都可能大打出手,闹出人命。至于弟兄阋墙,妯娌反目,夫妻争斗等等更是层出不穷,司空见惯。严重的如果不能及时出面调解,就有可能酿成大祸。不比今日,农民外出打工的打工,移居进城的进城,人口锐减，想吵架也难找到人,人少了,矛盾自然也就少了。

　　其实,农村的调解工作说难也不难,这就要看什么人去处理,看调解人公正不公正,调解得能否令人口眼心服。而他在处理这些民事纠纷方面可谓是行家里手。他很注意调解工作的方法。有时他让分片的干部先去摸摸底,作些初步调解,弄请矛盾的症结所在,解决不了他再去。他调解时首先声明,双方作主的到场,当一方申述时,对方不得插嘴,一插话,双方可能当场就吵起来,甚至打起来,还怎么调解？他允许申述后再补充。通过彼此的申述,他从中洞悉真假对错,再把矛盾的焦点摆出,说出令双方信服的结论。调解工作虽然就事论事,而功课要做在平时，他有这个本事。平时谁拿强霸道,谁忠厚本份,谁好搬是非,心中都有一本账。他说,调解工作首要的是公正。大家都乡里乡亲的,大路不平,旁人铲削;一次不公,下次就缺乏说服力,人家不买你的账,你还怎么做调解？他这种正人先正己的调解宗旨,是他做好调解工作的法宝。其次是调解中对事不对人,更不能见狠的怕,见软的欺,杀伐果断,不留尾巴。在他任支书的三十多年期间,不说上千起,也有数百宗,从未听谁说他处理不公。

　　我自己就亲身经过一件事。我高中毕业时，适逢“文革”，回乡后又结了婚，妻子是下放学生，结婚不到一个月又与弟兄父母分炊，家庭生活的压力，体力劳动的沉重，今后命运的渺茫，等等本来就令人喘不过气，夫妇之间难免产生口角，闹得不可开交时，父母只好将支书请来做工作。支书来后，他首先就说，你们是长辈，有些话本来连不到我说，我比你们痴长几岁，以过来人的身份说说我的想法。你们都读了不少书，知书达理，比我们黑脚巴肚子强。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你们读的书肯定会有用。我当年帮人搞大船，那想到今天还当大队书记，你们比我更有前途，相信我今天说的话。他的话入情入理，我们还能吵什么？不久，大队安排我任民师。我招工后，妻子也安排到大队小学任民师，并且很快被推荐到师范学习。没曾想到,一个没有文化的大队支书,见识比我们读了多年书的人还高得多。

　　他当村干部声誉日隆,还得力于贤内助。俗话说,家有贤妻,夫不遭浑事。他妻子虽是农村妇女,却是个温柔娴淑知高识低通情达理的人。丈夫有时被琐事缠得心烦,对找上门的人难免态度不好,妻子只要在家,总是热情将人让到家里,茶是茶,饭是饭,分明有怨气也消了。她还对丈夫说,人家没有为难的事,谁愿意跑许多路来找你？一些本来对他平时有意见的人,见女主人如此待好也就没有意见了。

　　1983年他从村支书岗位上退下来。2010年，他以80多岁高龄去世。他担任村干部二十多年,虽不比有些大队支书大红大紫过,却在乡人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至今人们谈起他还说他是一个好村干,尤其是村民们善于对比,就更怀念他。一个死后没人骂还让人念想的人,他的一生就算没白活。

　　这位在基层干了二十多年的基层干部就是周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