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怀宁进士汪德钺(字锐斋)，反对官场跪拜之礼，他说：“夫拜跪，细事耳，而所关甚巨。自古宗社之巩固，由士大夫之有气节，气节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识廉耻。”(《上大宗伯纪晓岚师书》)

　　从清代缪荃孙编辑的《艺风堂杂钞》收录的三篇汪德钺的书信来看，他不仅坚决反对跪拜，还反对脱离实际的乾嘉考据之风，等等。他除了对纪师上书直言无讳，还对“二朱”的上书亦口出狂言(他明示对方“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二朱”，即朱筠(字竹君)和朱珪(字石君)。这两位萧山兄弟在乾嘉时期都有一定的名望，尤其在安庆地区颇具影响。

　　朱筠治经学，宗汉儒，见识广博，出入诸史百家，皆考证是非同异，又精通金石文字之学，当过《四库全书》的纂修官。乾隆三十六年秋(1771)，朱筠提督安徽学政，成为安庆文化圈的中心人物。他在“学政”这个位置上，做了一些有利于文化强省建设的事，如重刊许慎《说文解字》，广布学宫，命诸生学习，等等。以至于他在安庆留下的口碑，比前任和后任都要好。

　　姚鼐对朱筠的评价不错：“(朱筠)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而博学强识不衰，时于其间属文。其文才气奇纵，于义理、事物、情态无不备，所欲言者无不尽，尤喜小学。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朱竹君先生别传》)意思是说，朱筠在安庆广交朋友，培养了一批才俊，在教育学生方面，认为读书通经的基础是小学，强调文字训诂的重要性，一定要将功底打坚实。

　　甚者，认为安庆之所以学风好与朱筠当了几年安徽学政有关。洪亮吉在《书朱学士遗事》中说：“先生去任后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声音、训诂，及讲求经史实学者，类皆先生视学时所拔擢。夫学政之能举其职者，不过三年以内，士子率教及文风丕变而已。而先生之课士，其效乃见于十年二十年以后若此。”

　　汪德钺对于朱筠研究“经学”，同样关注，但他有着不同于别人的独立观察和审视，给予了建设性的看法。他觉得政府官员、尤其是文官不能泡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不可“徒为训诂章句之业”，而应将学问之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甚至要担负起“筹国家，定大礼，制大政”的重任——用现在的话说，知识精英要参与“顶端设计”。汪德钺出生于1748年，比朱筠小19岁，算是晚辈，他给朱筠写信，直接亮明观点，认为知识分子的学术路径和思想行为与国运兴衰、国势强弱密切相关。

　　汪德钺对朱筠说：“德钺窃以为经学之盛衰，与人才、国运相表里。三代以前，靡论已。两汉崇尚经术，名儒辈出，一时公卿大臣，迄郡守、亲民之小吏，类多能疏通博古，达诸治绩。筹国家，定大礼，制大政，事或灾异天变，类多能条其本末，析其异同，折其是非、成败、利钝，明白晓畅，可法可传；罔敢率尔臆断，侮背旧典。”他反对空谈，“晋魏以还，竞尚清谈，老庄仙佛，交蠹其间，其余六经，土苴糟粕而已。”他对于文化繁荣而军事力量不强的宋朝，有较为辩证的见解，一方面：“宋大儒挺生，爬疏前经奥旨，一时附而和者载在史册，不可胜书。”另一方面：“国势虽弱，而支持数百年不败，以经学昌明，人知大义，贤士大夫维持推挽之力居多也。”

　　最后，汪德钺掷地有声地说：“二千余年间，人才、国运之盛衰，与经学之晦明迭为升降，盖历历不诬若此。”“斯盖下以作育天下之人才，而上以培国家之气脉。”(《上朱竹君先生书》)可是，当时清朝已显现衰颓之势，训诂、考订之风强劲，名为“汉学”(经学)，却没有大汉雄风；学术著作不少，可多是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罗列旧说，甚至一些人还在维护礼制，下级见上级要行跪拜礼，不愿用拱手礼替代。这不是丧失廉耻吗？有人竟然问：“长揖之与半跪，何关荣辱？易半跪而为长揖，何裨政体？”汪德钺回答：“今长揖之与半跪，其相去有霄壤之隔，何谓无关荣辱？易半跪而为长揖，即可肃上下之观瞻，何谓无裨政体？”(《上大宗伯纪晓岚师书)

　　再来看汪德钺写给朱筠的弟弟朱珪的书信，仍然是“有话直说”的坦诚，秉持“有其人、有其时，而不言则为失时、为失人，是以不能默默”的理念。不过朱珪的性格好，能虚心接受。朱珪在乾隆朝当过编修、按察使、布政使、学政、总督等，还做过嘉庆的老师，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出任安徽巡抚。据《清史稿》记载，他在安徽抗洪救灾表现突出：“皖北水灾，驰驿往赈，携仆数人，与村民同舟渡，赈宿州、泗州、砀山、灵壁、五河、盱眙余灾，轻者贷以粮种。筑决堤，展春赈，并躬莅其事，民无流亡。”后来，嘉庆皇帝对他的评价很高：“持躬正直，砥节清廉，经术淹通，器宇醇厚。”(《仁宗赐奠朱文正文》)还有挽诗二句：“半生惟独宿，一世不言钱。”

　　汪德钺在《上冢宰朱石君先生书》中，对比自己年长17岁、且官位比自己高得多的朱珪说了不少近乎“教导”的话，什么大家都称颂现在是盛世，然而，“以大《易》占之，今日之象，其卦为‘丰’，丰之时最可喜，亦最可虞，‘日中’之戒，大约以保泰持盈为急务。”后来历史的走向，正如汪德钺生前所担忧的一样，中国日趋衰败而落后于西方列强。他的老师纪晓岚也曾承认中国学者自明代以来，受八股文局限和“心学”影响，“即尽一生之能事，故征实之学全荒也。”可是，纪公对于西学，虽发现“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要，以明体达用为功”，但认为跟中国儒学相比，西学“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所穷之理，又支离怪诞不可诘。”(《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的文化自信掩盖了对于西方科学、法学推动社会文明进程这一事实的无知，当然，因囿于当时环境无法对西方文化全面了解、深入研究。

　　汪德钺对朱珪说的一番话，现在看来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现实意义，如关于财富，他说：“席人物之殷富者，每易奢，药奢之术，惟在省节简约，而持之以俭。”“则富藏于民，而不患其匮乏矣。”如关于用人，他说：“夫利口便捷之人进，则持重敦厚、培养元气之人黜矣；奔竞好利之人得志，则廉耻之道丧，而剥损及于闾阎矣。”如关于廉政，他说：“朝廷不能养百官之廉，其病终及于国家。”如关于民政，他说：“亲民之吏，莫切于州县；州县者，治乱之根本也。今各布政司所辖，无地无亏空，其由来者渐矣。姑以安徽计之，繁剧之县多至十余万，以数千金计者，殆仅见耳。”最后，他希望朱珪“浑然元气，足以培养生人之命脉，而又神明内朗，于天下利病得失烛照而蓍次之。”

　　汪德钺为什么要对前辈、长官、大学者说这么多火辣辣的话呢？或许，一则他们人品可靠，说真话他们不会见怪。汪德钺研究《周易》颇有心得，如“履者，礼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曰视履考祥。”“大过，过涉灭顶，木在泽下，盖舟沉于水之象，而中孚，利涉大川，木在泽上也。”(《周易偶记》)故对“二朱”上书直言利害，或无咎吧。
　二则他们有影响力，汪德钺作为“高洁特立之士”本应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必须与家乡安徽有缘的“二朱”把话说重些。汪德钺先后任庶吉士、礼部员外郎，虽不是谏官，但他认为，“选为吉士，区区犬马之恋，岂能无动于中？”(《上冢宰朱石君先生书》)。故而“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记人之善，忘人之过”，“拯人心沉溺者”(《四一居士文抄·纪晓岚八十序》)，不仅是为官责任、为人品德，更是士大夫及读书人的理想追求。何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