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邦元

　　牛高是我们牛镇高中同学对母校的称呼。英国有所著名学府叫牛津大学，私下同学之间又戏称牛镇高中为“牛大”。

　　我是文革结束后恢复中考招生的第一届。本应1977年初中毕业，因招生制度改革，初中多读半年，1978年7月参加中考。不知什么原因，那一年中考成绩公布特别晚，我9月底才接到牛镇高中入学通知书，10月初到牛镇高中报到。

　　我在牛镇高中实际上只读了一年书。为提高全县文科升学率，县教育局在太湖中学举办“文科加强班”，抽调全县名师授课，每所农村高中文科班选派5名同学到“文科加强班”学习，学籍仍保留在原来的高中。我被牛镇高中选派到太湖中学读书，所以我高二是在太湖中学念的。

　　当时高中学制是两年，太湖中学读完高二后参加80年高考。因学籍不在太湖中学，太湖中学自然没有发给我高中毕业证书（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太湖中学编写校史时，又将我们文科加强班同学编入了校友名录），可我也没有收到牛镇高中毕业证书。

　　考上大学后，曾写信给我牛镇高中时的班主任余成友老师，问过高中毕业证书一事，余老师回信说：“我帮你找了，但没有找到。你现在考上大学了，高中毕业证书有没有无所谓。”我想也是。

　　我在牛镇高中学习生活了一年，现在回想起来，是我读书生涯中最值得留恋的一年，我时常怀想牛镇高中读书时光。

　　那时牛镇高中与牛镇医院相连，离牛镇公社大约有一里地，学校坐落在两座小山中间的山坳里，占地面积不大，校园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仅有3栋平房和1栋两层小楼，小楼古色古香，砖木结构，楼梯和二楼地板均是实木。每个年级两个班，一文一理，学生大都住校，一般一周回家一次，主要是回家背米、背菜和背山芋。

　　牛高时光是清贫的时光。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启，大多数同学生活在贫困之中，温饱都没有解决。我们一日三餐吃的是饭盒蒸的米饭或山芋，菜是自家腌制的咸菜。我们班一个同学家住大山里，粮食十分短缺，父母将少量的粮食让他带到学校，母亲则在农闲时去讨饭，用讨来的粮食供养他年幼的弟弟妹妹。我们住的是30几个人挤在一起的集体宿舍，味道难闻是小事，蚊虫叮咬和跳蚤侵袭是最难受的，学校不得不在宿舍里不定期洒上“六六粉”和喷洒稀释后的“敌敌畏”。这种清贫的生活，培养了我们节俭的品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今天生活的珍惜。

　　牛高时光是快乐的时光。与高二在太湖中学读书相比，高一在牛镇高中读书轻松快乐得多，因为太湖中学读书时是以优等生身份选上的，自然而然有一种考不上学校没面子的无形压力。其实父母送我上高中，当然希望我能考上学校，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但父母也知道，招生人数少，考上学校不容易，因而也不抱多大希望，只是想让我多读一点书，拿一个高中毕业证，将来走向社会，能谋一份轻松一点的差事，比如当一名民办教师，当一个大队文书。我们读高中的年代，不像现在，教辅资料满天飞，学生有做不完的作业，我们只有几本教科书，加上老师用蜡纸刻写的几张练习题，学起来轻松快乐。老师从来不补课，运动的时间是比较多的，早晨，学校组织我们参加象征性长跑，目的地是北京；下午，课外活动，基本上泡在操场上，打篮球、撑双杠、拉双杠，夏天，吃过晚饭，总是避开老师，偷偷跑到离学校约一里多地的大河去洗澡，顺便将脏衣服洗好后带回学校晾晒，再去上晚自习。我感到读书比我在家里去山里砍柴、干农活要快活得多。

　　牛高时光是温暖的时光。我们班的老师都住在校园内，整天与学生打成一片，不仅关心我们学习，而且关心我们生活。班主任余成友老师，教我们政治；教导主任操中海老师，教我们语文；数学老师叫于达远，江苏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历史老师赵华琴，毕业于华师大，老夫子一个，特别喜欢我，培养了我对历史的爱好，他给自己儿子取名赵完璧，出自完璧归赵典故；陈俊老师本是科班出身的语文老师，那时牛镇高中没有专职地理老师，陈老师就教我们地理，特别敬业，亲手绘制地理教学用具；英语按15％的比例计入高考总分，我们学起来也不认真，教英语的殷朴凡老师（后来担任校长）特别认真，杀气很重，我们都怕他，但十分关心我们思想动态，经常找学生谈话，我到太中文科加强班读书前，还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谆谆告诫我要改掉贪玩的毛病，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学生走上社会后，一般都念殷老师好。

　　牛高时光是单纯的时光。那年月社会风清弊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抽调学生到文科加强班学习，完全依据平时成绩来选拔，不存在走后门，我们班一位老师的儿子也在文科班，成绩很不错，但排名不到他，那就不入选。那真是一个真诚单纯、理想主义的年代。

　　二十多年后，牛镇高中校长带着一批校领导和我班主任老师，来我工作的地方交流学习，我十分高兴，热情接待了他们，我跟校长和余老师说：“我十分怀念牛镇高中的读书时光，可母校欠我一张毕业证书。”他们都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