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和舅爷见面是1988年6月夏收刚忙完。舅爷从西安军人干休所来我家，大人们都在地里干活，我在门口写作业，舅爷坐在旁边看着，待我写完，他就拿着我的作业本从头到尾翻看，问我几岁了，上几年级，学习怎么样，说我写的字不端正，让我把字一笔一划地写，还给写了几个字让我照着写。
　　第二次见面是1990年6月。舅爷从沈阳军区回来，说想在家多待几天，看看亲人和战友。我放学后看见舅爷，舅爷亲切地摸着我的头，说几年不见，我长高了。我吃完饭，舅爷让我把他领着到附近村里找他的“兵”，我领着他打听了几户人家，终于找到了他的兵，都是快六十岁的人，他们亲切交谈着，我站在旁边，舅爷让我先回去写作业，他过一会就回来了。
　　一天下午我在门口写作业，来了五个老头，问：你舅爷在家吗？我赶忙去屋里叫舅爷，舅爷出来后，那五个老头排成一排，立正、敬礼，喊“首长好！”舅爷走上前同他们一一握手，端详着，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我给他们倒了茶水，奶奶把洗好的西红柿、黄瓜放到桌子上，招呼他们吃。我在旁边听着他们说一些往事，他们有时沉默，有时流泪，但是话题没有间断。
　　舅爷是十来岁就参加红军儿童团的。他不识字，年龄小，胆子大，但是机灵。舅爷是有名的飞毛腿，作为交通员，时常在三原与延安之间来回传递情报，300多公里的路程，基本上六七天时间打个来回，路上赶几只羊做掩护，情况紧急就把羊圈到半道上的山洞里，续满两三天的草料，等他回来时，羊还没有吃完草，也没有被人发现。他所在的部队后来改编为八路军，舅爷也随115师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先后任侦查员、班长、排长，负伤过三次，腰上、腿上都留有伤疤。从参加红军到后来的抗战八年，他与家里失去联系，好多亲人都认为他不在人世。
　　1949年刚过完年，国民党节节败退，我们这里也即将迎来新生，村里有人告诉奶奶在高陵东城坊看见一个人像舅爷，给人家当长工呢！我爷就去那找了两次，没有找见人，在村里打听，人家说有这么人，个子不高，口音像是淳化的，干活不好好干，时常拿着工具出门，过两天就又回来了，东家生气都不给吃饭、发工钱。
　　我爷回来给我奶说了情况，我奶说只要活着就好，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是舅爷他们的联络站。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个戴着烂草帽、提着草笼的人在我家附近的土壕边割草，奶奶说像是小荣子，我爷走过去，在老远的地方看，舅爷就摆手让我爷回去。当天后半夜，枪声炮声不断，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枪声才稀疏，再过一会，就听见大街上有人喊“解放了”，我爷从门缝看见大街上全是解放军，就开门出去，在麦场找见了舅爷，舅爷已经是连长了。
　　舅爷和奶奶说了一会话，给奶奶留下他的津贴，说他有任务，马上就要走。舅爷走后，直到1954年才回来，其间去了朝鲜战场，回国后一直在沈阳军区，任副团长。
　　第三次见面是1998年。舅爷从西安干休所回来，几年没见，他明显老了。我和他站在一起，他个子还不到我的肩头，走路时，腿有点拖拉，但和蔼可亲，鼓励我努力学习、好好工作，遇事要沉着冷静，学会忍让和分享。他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
　　舅爷回来时已经跑不动了，他对奶奶说他回来的机会少，这次想和亲人们都见见。见过所有的亲人，一周后，奶奶让我把舅爷送到西安火车站，舅爷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来，以后就没机会了，因为年龄大了，家里人也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回陕西，他希望我好好学习、工作，有条件了，就去沈阳看他。我把舅爷送上火车，放好行李，舅爷拉着我的手叮嘱一番，我下了车，在站台上向舅爷挥手告别，舅爷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我。
　　那是我唯一一次送舅爷，也是最后一次见舅爷。沈阳离西安太远，我也没有机会去沈阳。现在舅爷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每每想起他，我都会翻开相册看看，脑子里想着他对我的教诲。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