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祖国共成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即开国大典。参加开国大典的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我正好是太阳起山时出生的，那天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霞光万丈。”在县公安局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该局副主任科员疏义友一见到我们便脱口而出。想必他早已得知我们采访他的初衷——他是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他说，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经历了60年的沧桑巨变。

　　疏义友出生于白云区白石乡(今项铺镇)边山村一贫困农家，兄妹7人，因为人口众多，家里生活非常艰难。作为家里的老大，疏义友6岁时就开始放牛，8岁跟父亲下地劳动，10岁才进学校读书。“打记事起，我就记得，家里总是为一日三餐发愁。开饭时，每每都是一大锅水里只有几粒米，饿晕了人们饥不择食，吃观音土，榆树皮，树皮都剥得光滑滑的，春天里，野外的青草都吃光了……”他说，至今他最难忘的要数吃树叶的岁月。那是1959年至1962年的那段时间里，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为了活命，十一二岁的疏义友就跟着父母去野外捡树叶、扒树皮吃。“那年打春，柳树刚刚生出了嫩叶，我就跟家里人去摘这些嫩叶。母亲把这些嫩叶用水煮后捞出来，用手弄成团，就这样几个柳树叶团团就做出来了。然后，我们全家仅吃其中的一两个。虽然难以下咽，我还是吃了下去，因为那时候太饿了……”疏义友回忆说。

　　为了节省口粮，1967年，18岁的疏义友当兵入伍。在部队服役期间，除了购买一些牙膏等日用品外，他把每月6元的津贴费节余下来寄回家，给弟弟们交学费。由于在部队表现突出，经过层层筛选，作为海军东海舰队的优秀战士，1969年10月1日，疏义友作为观礼代表，参加了由上海市举办的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一个加强营只选20人呢。”言及当年的那份幸运，疏义友依然是一脸的幸福和荣光。然而，对老疏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呢。采访过程中，疏义友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编号为11513天安门广场观礼柬，请柬的红底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书烫金字：1949——1970；封二是毛主席语录：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封三内容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定于一九七O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庆祝游行大会，请参加观礼(凭柬进西南观礼区)。落款是国庆节筹备工作小组。疏义友说：“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这辈子最激动人心的事情莫过于曾作为观礼代表，去天安门广场亲自参加了建国21周年的国庆庆祝活动。”

　　那是1970年春节前后，全军在海陆空三军中挑选部队积极分子观礼代表，那次挑选的标准更为严格，除了过硬的自身素质和能力外，还要通过严格的政审，可谓是万里挑一，出乎疏义友意料的是，幸运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3月份听候调遣进京集训，总共在北京呆了6个多月，虽然他所在的方阵被编为第二梯队，但是训练方面一点也不含糊，每天都要进行礼仪、队列疏散保卫等多项训练，要求步伐、口号高度统一，训练标准极高，强度也很大，但队员们个个热情高涨，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那实在是一段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疏义友说，作为观礼代表，最激动的有两次，一次是1970年9月25日晚，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来到天安门城楼，主持国庆阅兵式预演，检查队列阵形，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领略领袖风采。还有一次就是10月1日，凌晨3点钟，我们就带上大衣到天安门广场集中，当天部队还以班为单位配发一部望远镜，让大家轮流着看。9点25分在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和各地政要、外国使节都陆续来到天安门城楼，身处天安门西南观礼区的疏义友心激动到嗓子眼，我颤抖着举起望远镜，目睹领袖人物近在咫尺，那音容和笑貌令人感动无比的亲切，那种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看到身边的许多人和我一样，都热泪盈眶。庄严的阅兵式，雄壮的歌声、彩车飞舞、礼花漫天，人们唱歌、跳舞，花海、人海……天安门广场俨然成了一个欢乐沸腾的海洋，狂欢的人群直到10月2日凌晨6点钟，才逐渐散去。我虽然两个晚上都没睡觉，但是毫无睡意，那天是祖国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有幸在天安门广场与祖国一起过生日，我感到莫大的荣幸，那一刻，我的心与祖国贴得更近了。疏义友感慨地说。(徐连祥)

　　甘洒热血在疆场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赴朝进行的战争。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朝鲜战争历时3年零32天，中朝军队共歼敌百余万人，其中美军39万人，击落击伤敌机12200余架，击沉击伤敌舰艇257艘，击毁和缴获敌军各种作战物资无数。至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也胜利结束。

　　王根福老人身上有一处留下的疤痕，虽然历经岁月但仍清晰可见。一说起自己的那段革命岁月，78岁高龄的王根福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虽然有些细节老人已经记得没那么清楚了，但绘声绘色的讲述仍让笔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与老人一起回到了那令人难忘的革命岁月。

　　在王根福心中，出生入死的战争记忆是他永生难忘的人生片断，而“抗美援朝老战士”是他最在乎的身份。“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我仍然会是一名地主家的佃户……如果没有在部队受到的教育，我不会成为英勇的战士。我要做永远忠于党的老兵……”说这些话时，王根福言辞恳切。

　　1921年3月，王根福出生在枞阳镇长安村的一户贫苦人家，家中5个兄弟中他排行老三。因父母都是佃农，王根福自小就在地主家干活，年幼的他跟在大人身后做着繁重的农活，而肚子却因为每餐都不能吃饱而终日饿得咕咕叫。父母在面对他“为什么我们种的粮食都要送到地主家”的问题时，总是无奈地摇摇头。

　　近乎苛刻的地租让一家人的生存难以为继，而父亲的腿脚因为重病腐烂无钱医治致残，王根福和家人最终沦落为靠乞讨度日。因为战事，三叔、舅爷爷先后被拉抓丁到国民党的部队打仗，这一去便没有回来。枞阳解放之后，贫苦人家才挺直了腰杆，他说：“正是经历了旧社会的黑暗生活，在体验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让我有了一颗向阳的心。对黑暗社会的憎恨也是后来参军最原始的动力。”

　　1953年3月，抗美援朝战争已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国内停止复员并大量征兵。王根福咬破指头写下血书，义无反顾地与来自全县的青年战士一起编入某师。经过短短1个月的临战训练，王根福被跟随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的部队开赴朝鲜。

　　越过鸭绿江不久，部队便遭到敌机轰炸。抗美援朝初期，铁道兵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当时志愿军没有航空兵参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美军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不需战斗机护航，肆意低空追射道路上的朝鲜车辆和行人。志愿军入朝时，共有汽车1000辆，20天内被美军飞机炸毁400余辆，志愿军后勤供应陷入严重困境。朝鲜战争中，美军始终把破坏志愿军铁路补给线作为实现其整个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轰炸与反轰炸、破坏与抢修的长期反复，构成了这场战争在铁路线上的主要斗争特点。

　　1953年8月上旬，志愿军部队正在汉江南岸顽强进行阻击作战。敌军为切断中朝军队的后方供应，曾对后方重要铁路实施疯狂破坏，对京原线铁原以南的铁路昼夜进行轮番轰炸；对靠近东海岸的元山、安边一带铁路则动用舰炮轰击封锁。为保障运输畅通，兵团决定由元山向南抢修；那个地方接近前沿，敌机轰炸十分频繁。为避开敌机的袭扰，加快抢修速度，他们利用日落前敌机活动相对减少的短暂时间进行施工准备，入夜则突击进行抢修；有的抢修现场，白天抓住敌机轰炸的间隙，用少量兵力坚持分散作业，晚上再集中力量重点突击，从而摆脱了敌机的频繁袭扰，赢得了更多的抢修时间，于1953年10月下旬修通至涟川以南的72公里桥。

　　虽然并没有冲在战场第一线，但工程兵也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敌人的飞机时常在我们的头顶盘旋轰炸。王根福身上的两处枪伤都是被敌人飞机上的机枪扫射到而留下的。王根福说：“当时，我们部队里有个参谋，是天津人，有次我们去看地形做海防工事，在路上，敌人的飞机又来了，他因为没有及时躲起来，结果正好被敌机扔下的炸弹击中了，当场就牺牲了。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牺牲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当时眼泪就流了下来。”

　　王根福坦言自己是幸运的，现在还能在家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而当年与他一块走上前线的热血青年有些人却永远躺在异国冰冷的土地上。(王章志)

　　毛头小伙搞土改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了土改运动。近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还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

　　1950年冬，我受破罡区政委胡存合(阜阳人)派遣，到永山乡小山村搞土地改革试点。1951年春，破罡区10个乡的土地改革全面铺开。桐庐(枞阳)县土地改革全面启动的宣传口号是：“土地回老家”、“耕者有其田”和“农民大翻身”、“土地出怨气”。我又受胡存合委派，去桃花乡周团村、扫帚乡驻马村担任两个难点村的土地改革工作，从安庆抽调来的学生、土改队员丁士祥协助我开展工作。

　　待我们进住周团村时，才知道这个村是当时桐城县闻名的大恶霸乡绅史伯矦的家乡，这地方刚解放两年多，是残匪、黑恶势力肆虐的难点村。我凭从事地下敌区侦察情报的虎胆，不怕难，决心“不获全胜不为人”。在破罡区委指导支持下，发动群众将史伯矦打倒，他的所有土地、多余的房屋、闲置的农具耕牛、囤积的粮油、丰厚的衣物等五大财产，除按其现有人口留足外，其余全部没收，分给贫苦农民。并通知有钱、有权、有势者唐仲卿、唐耿超、唐姚氏、唐方氏、史王姨等到现场观看，煞煞封建恶势力的威风，为日后的农民分田打下基础。

　　我把国家的土地政策，交给村农民协会，以农民协会为主体，让广大农民作主，通过土地丈量定亩数。根据土地属主划成份，分为高级成份——土地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半地主式富农；中级成份——小土地出租者，富农；一般成份——富裕中农、自田中农、佃田中农；最低成份——贫农、雇农。由农民评定后，将高级、中级成份者，报破罡区委核批公布。分土地时，出亩者每人多分一分，进亩者每人少分一分，分剩零亩，交由村农民协会管理，收入由区交村办学校。(土地改革后由县政府发给农民《土地房产所有证》)。

　　在周团村土地改革工作中，我顶住了几次封建恶势力的威胁和残匪的暗中恐吓，吃住都在贫苦农家和革命烈士遗孀刘念益老妪家。出门、开会，由村民兵护送保卫。就这样经过20多个日日夜夜，周团村土地改革顺利推进，经区委验收，在全区率先完成了任务。随即桃花乡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长戚斌荣、队员王漫云、杨利生(均是上海下放学生)便来找我取经，区委也来了人帮助总结土改工作经验。

　　在驻马村(距周团村7公里)，一些富豪大户事先得知全区将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将财产提前转移了，给工作增加了难度。我逐户动员做工作，收回转移的财产，逐一核对无漏后，才正式开始土地改革工作。在胡翌伃家(原国民党大军阀山东混成旅旅长)的空场上摆满五大财产，我因个子矮，不得不站在大桌上，一一点贫苦农民的名字，逐个进场领取分得的财物。接着照葫芦画瓢，丈田分地，只10多天时间，就顺利完成土改。土地改革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拥护和歌颂，这里例举两首儿歌：其一：拍巴掌唱小调，又有棉花又有稻。又有花生蚕豆六谷(玉米)泡，土地改革人人笑。其二：擘擘拍擘擘拍，自己土地自种又自得，塘里鱼肥如白雪，园里青莱瓜豆吃不撤，爷爷奶奶对我说：多亏土地改了革。

　　在破罡区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庆功大会上，我胸挂大红花，既感荣耀，又有愧疚，荣耀的是我这个19岁的毛头小伙子干了土地革命的大事业，愧疚的是我在组织的培养下，干了点应做的工作，却得到了如此大的荣誉。

　　通过土地改革，在科学生产和丰产方面，土地确确实实是出了一口原来的“怨气”。如今，庄上21户人家全都楼房高耸，还出了三名大学生。(陶筱亚)

　　山歌唱响北京城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由于种种原因，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一首大跃进中脍炙人口的民歌，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风雨历程，一直唱到今天还在“流行”。8月7日，在安庆市委宣传部一位同志的帮助下，笔者联系到了这首民歌的作者谢清泉，了解到当时创作的一些情况。

　　枞阳作为桐城派的故乡，自古有诗人之窟之誉。进入大跃进年代诗歌尤以民歌创作为甚，在全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郭沫若主编的《红旗歌谣》和安徽团省委等编印的《山歌唱到北京城》都收有不少枞阳籍民歌手的诗歌。1958年4月，枞阳县委宣传部曾编有民歌集《跃进民歌》，收录了县内作者70余人创作的150首民歌。这些民歌唱到今天还让人口角生香。其中的代表作当推谢清泉的这首《堆稻》了，短短4句28个字，打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既有革命的夸张，也有生活的纪实，真实反映出了劳动人民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英雄气概。

　　今年已75岁的谢清泉是枞阳县陈瑶湖镇后河村人，毕业于湖东师范。后任小学教师。1958年，他在枞阳小学教6年级数学。入夏后，农村抗旱运动十分热烈紧张。为了支援农业大丰收，谢清泉也投入到这场火热的斗争中去，日日夜夜地同长河两岸的农民一起，提呀，挑呀，抬呀，车呀，把长河里的水翻上山头。当时他想，古人说张飞一声吼，吓得桥下水倒流，如今，社员们更不简单，能叫河水上山头。这样的英勇劳动，不正是写诗的好题材么？于是就一边干活一边想，在回校的路上，就想成了这么一首诗：张飞一声吼，吓得桥下水倒流；我们更勇猛，牵着长河鼻子走，向左，向右，向后，让河水满山遍野流。

　　《堆稻》也是在同期劳动中创作出来的。那时学校刚放暑假，乡党委分配他和本校两位教员到附近社里帮助抢收，社里让他在稻场帮助堆稻堆子。堆稻堆，要先把脚摆得圆圆的，然后一层层地堆上去。一开始堆稻堆，他就想出了“稻堆脚儿摆得圆”这么一句诗，可是，第二句怎么也接不上来。社员张老汉掌这堆子，谢清泉和社员们一捆捆地上，他一层层地堆。午后了，张老汉站在稻堆顶上，撑起身子，解下腰间的手巾，擦擦脸上身上的汗水，俯视稻场上的社员们，摇摆着手中的白毛巾，高声喊道：“不要上了，稻把够啦！再堆要顶上天了。”“顶上天了”，新鲜的话儿，使谢清泉禁不住地抬头往上看，只见张老汉手上的毛巾，在南风里随风飘拂，和蓝天上的白云混为一色，眼力不好的人，真难分出哪是白云，哪是手巾哩！这时，偏西的太阳，好像就在老汉的身边，转过身子，伸手似乎可以摸得到。谢清泉被这一景象迷住了，感情异常激动，呆呆地望了老半天，想写诗写不出来。经过好长时间的思考，好容易又想成了这么一句：“张老汉堆稻上了天。”

　　当晚，大家都呼呼入睡了，谢清泉怎么也睡不着，闭起眼睛，满脑子都是稻堆上那位老社员：赤着胳膊，裤管卷在膝盖上……记得他屁股后还翘根旱烟管哩！一幅“红日身旁照，白云脚下飘”的画境，又呈现在眼前，于是他就抓住了这令人神往的镜头想，一直到夜里十二点，脑子里才好像开了窗子，亮了起来，很顺利地完成后两句。第二天抄写时，把第二句中的“张老汉”改成“社员”，因为堆稻不是张老汉一人。这首民歌不久就在当年8月3日的《安庆日报》上发表了，刊出时“吸着烟”被改为“吸袋烟”。《诗刊》等很快就作了转载，周扬、郭沫若给予了很高的评介，被编入《红旗歌谣》及中学课本，一时风靡全国。

　　《堆稻》这首民歌也改变了谢清泉的人生，使他从一名人民教师改行走上了专职文艺创作之路，先后供职于县文联、安庆地区文联，曾任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二级编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省作协、戏协、音协会员，省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等。谢清泉后来在回忆中写道：“这首民歌如果说是我写的，不如说是社员写的，不是他们辛勤的劳动，换来高能顶天的稻堆，我怎能写出这首民歌呢！”他认为那位张老汉就是这首民歌的原始创作者，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执笔人。从那以后，他找到了创作的真谛：劳动当中出诗歌，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写出好的民歌。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创作各类文艺作品达100万字，编辑报刊600万字，获省、市诗与歌词创作奖10余次。《山乡的彩云》经谱曲发表后，1990年被编入全国通用的初中音乐课本。 (方千)

　　牧童教师写传奇

　　扫盲运动，是建国初党领导的主要是面向社会下层的群众运动，其赖以发生的社会背景、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它所面对的对象决定了它具有统一而又灵活多样的特征。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扫盲运动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农民摆脱旧社会的噩梦，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农民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迈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初的步伐。我县牧童教师田立保的牧童学校就是当时各地创新教学方式的一个先进典型，因而他也获得了莫大的荣誉。

　　田立保，现在的身份的是县地税局的一名退休老干部，离开工作岗位后，现在家安享晚年。但回顾他的人生历程，他还有另外一些很不平凡的身份，比如，省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国20周年天安门城楼群众观礼代表……而这一切的荣誉和称谓，都源于他人生的第一份特殊职业：牧童教师。他的传奇人生之路是如何走出来的呢？近日，笔者一行来到田立保家登门造访。

　　田老家里的摆设挺简陋的，老式的家具和电器，按现在年轻人的观点，都属于“淘汰品”了。端茶落座之际，衣着朴素、神态谦和的田老与我们聊起了他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那是1963年，二十出头的田立保在家乡横埠镇龙山大队田家圩庄务农，那是一个有1400人口的大自然庄，分6个生产队，拥有耕牛六、七十头，由于要为生产队放牛，当时庄子里有六、七十个学龄儿童不能上学。一天，田立保正在田里劳作时，大队书记田玉成找到他，说，考虑到你有初中文化，算队里的“秀才”了，今后你就专门担任大队里的牧童教师，让那些孩子们一边放牛一边学习文化知识，工分待遇比照同等劳力计算。于是，从当年11月份开始，田立保便成为庄子里所有牧童的唯一一名老师，每天背着课本和黑板，奔赴各个放牛场(也就是各个教学点)，采取流动教学的方式，同样的教学内容每天平均要重复四五次，晴天在野外上课，阴雨天在祠堂内上课。风里来，雨里去，田立保在牧童教师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田老说，当年他教的牧童学生有的直接考进初中读书，现在，他们有的在部队工作，有的在乡镇任职。可见，当年那块流动黑板也改变了牧童们一生的命运。

　　田立保担任牧童教师的先进事迹经大队党支部层层上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他的人生也由此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1970年，由组织上推荐，田立保进入位于宣城的安徽省劳动大学学习，成为我省首批工农兵大学生。1969年10月1日，他作为群众代表，光荣赴京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国庆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田老说，当时见到领袖毛主席时，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感觉主席的神情严肃而慈祥。就是那一次，作为群众观礼代表，他的名字也登上了《人民日报》。1971至1984年，田立保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员、常委。田立保第二次进京是在1975年，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亲眼目睹周恩来总理带病坚持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先后在老庄公社、吴桥公庄、汤沟区、枞阳镇工作过，并担任主要负责人，2002年底在县地税局退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现在，田老愉快地享受着自己的晚年时光。

　　尽管田立保有过传奇般的政治经历，但是，他一直以平常乐观的态度，坦然面对人生的起伏，始终不改简单、朴素、敦厚的劳动人民本色。县地税局长汪孔球对田老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党性强、作风优、品德高，他积极参加机关支部活动，尽管他家里的条件不怎么好，老伴和女儿都没有工作，但他从不因为自己的特殊经历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是全体地税干部学习的榜样，他的高尚德操普遍受到大家的尊重。(徐连祥)

　　知青岁月永难忘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随后，广大城镇中学生告别城市，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这次大迁徙，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总数达1776万人(其中插队知青128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当年18岁的我，投身这洪流中。

　　让时光倒流到1976年初春，对于枞阳中学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也是别无选择的，除极少数学生按政策留城，仅我所在高中毕业班就有400多人分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年的3月3日，让我铭记。清晨，下枞阳小轮码头人山人海，我身背着棉被包，被人流簇拥着，200多名前往沿江方向的知青在一片锣鼓声中登上轮船，岸上是惜别的手臂，船舷上伫立着心潮澎湃的热血青年。

　　约莫两个多时辰，轮船抵达老洲港，我们一行50多名知青下了船。按照既定的分配去向，我和枞阳籍胡博强、安庆籍王华云、李国强四个知青，由老洲公社王套大队周书记带着我们陡步10多里来到了王套大队。在大队部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每人发一顶草帽，草帽边沿上印着红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话，也是揣在我们心头的豪言壮语。

　　我和胡博强分在一个生产队，住在队屋里，一扇木窗正对着队里的稻床，小屋仅能放两张单人床，床是用砖头码的床架、床板是木棍加玉米杆，屋檐下，左边放着锄头锹等农具，右边搁着一只黄泥缸灶，锅灶旁摆着锅铲碗筷，队里划三分地给我俩种菜。从此这小村便多了一缕炊烟。

　　第一次出工，是磕牛粪，稻床上铺满牛粪疙瘩，队长说，你俩拿锄头把这疙瘩磕碎晒干，然后再挑到田里去。出工一天6分工，我不懂6分工的概念，队长说，年底看年成好坏才知道工分值呢。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锻炼……

　　我们在田里劳作，未曾负重的身肢承负着农活的艰辛，耕地、浇水、播种、除草、施肥、打药，收割。割麦子农活很累人。老农说：麦黄一日，得抢时间收割，不然就炸裂落粒。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我们就顶着星星出工。中午，我们饭还没烧好，队长就喊动工了，扒几口半生不熟的饭，就下地。从早到晚割麦挑麦，直到日落星稀，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小屋。春去秋来，样样农活我们都干，除此，我们还在窑厂挑泥打砖坯、江边芦苇洲里打柴、江滩上支个小棚看腊菜……肩磨破了，手起茧了、皮肤黑黝了，尽管生活艰苦、农活繁重，我坚信这就是再教育，这就是摒弃“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红心”就得这么炼。

　　秋天，我站在田埂上，望着田畴五颜六色：白的棉花，黄的谷子，绿的玉米，红的高粱，想到这庄稼也凝有我的滴滴汗水，心里充满着感动和慰藉，同时感慨着“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一丝一缕物力维艰”。乡亲们对知青怀有怜惜之情，他们待我们这些“城里伢”如亲人，接纳着我们、宽容着我们，我们时常倍受着乡亲朴实厚道的关照，他们让我们懂得了许多农事、教会了我们许多农活，大伯大妈时常送些菜给我们吃，时常不让我们做很重的农活。次年，大队将上级分配给我们知青的木材计划买回来，择一块地，建起一幢知青公房。我们8名(当年又来了4个知青)知青住在一起。为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大队派一老农替我们做饭种菜，从此结束了自炊时的饱一顿、饿一餐的状况。

　　生活是艰辛的，然而心灵远比生活更加负重，知青们的心境是相似的：夜晚油灯的摇曳下，知青们困惑着迷茫着，承载着对前途和命运的焦虑与渴望、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唉叹！在那强烈的政治环境下，“扎根农村干一辈革命”似乎就是口号，知青们大都在徘徊中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1979年，我们8个知青终于在对前途的期望与焦虑中，先后通过高考、招工、参军，离开了农村，结束了知青岁月。

　　据后来得知，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0月31到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提出对城市中学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至时，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知青，共和国特殊年代有着特殊机遇的特殊一群，他们的青春开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的命运随国家的命运而沉浮。可以肯定的说，面对苦难，承受苦难，逆难而行，获得新生，这是知青一代不可磨灭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的民族崛起所不可或缺的。

　　今天，品读共和国历史上这沉重得难以翻过的一页，咀嚼灵魂深处这一段久久不能释怀的生命历程，我无意评价上山下乡功过是非，然而，知青岁月，永远是我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将伴随我一生。但愿岁月不要淹没这段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唐颖中)